对说，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由正人君子审好恶，才能选有德之士。如设个名目来取，是教天下人作伪。比如人人都可扮演孝廉。至于文章诸事，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用，就政事来说，则均无用；后来徽宗时蔡京又仿王安石搞“崇宁兴学”，且一度取消科举考试而从学校取士授官。如此办法虽然发展了教育，但从选人量才的角度看，却更加一律化，士子自由发挥的余地更加狭窄了。
由于考试官学色彩逐渐增加，又限制了创造性，士人一旦掌政，便要释放自由意志，这与皇帝要求的“才”有一定的差距。而为了驾驭选拔上来的人才，对这些饱学之人，皇帝只得累任累贬他的官员，既用他们的‘才’，又得想法限制他们的权。这一套章法执行起来有时皇帝也很不耐烦，而更相信自己的眼光，这也许说明赵柽有当皇帝的潜质吧！
其实到了杨时等人的地位，以及他们的见识和经历谁都知道科举就是权宜之计，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基本工具，其目的是要把天下人捆在官阶上，使他们少起异心，然后再将他们锁在一张牵制的网上，赵柽看得明白，可他们这些进士出身的人即使看明白了，又怎么敢承认呢？如果认了，那不就是打自己的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