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他虽然重视文化人，但当时身边却无那些有官身的人可用，而他用的人多是读书未必多，但办事却很精干，也没有什么儒家教化的束缚。用这样的人，首先是觉得心应手，事情交办下去，往往完成得又快又好，其次是他们一般不会纠缠儒家所谓‘以道事君’的套套，基本抱持实用主义态度，以君王之是非为是非，不会在其耳边聒躁言不及义的高调。
另一个原因便是赵柽对宋代这种科举制度保留看法，前世他记得自己刚刚会记事就开始饱受‘学习’之苦，可这一切就是为了应付现代的科举制度‘高考’，而谁都知道大学生多的都臭了街啦，好工作找不到便又一窝蜂的考公务员去当官，可这些读了十多年书人学的那些东西与社会严重脱节，好在他们并不是考上了就去当官，还要慢慢熬资历。
但是宋代童年时基本相似，学者叶适曾言‘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经文挂在嘴上，便可能有个好前程，廉耻、义命不大顾得上了。’可不同的是这些书呆子们一旦登上黄榜便立刻授官的。
想想这些出门可能都分不清南北，麦苗、韭菜都分不清的人去管理地方会是神马结果？在这种风习之下，士人的气质品格渐渐退化，心术日坏。欺世盗名者愈出而愈巧，粉饰涂抹之术越来越精，而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正所谓‘进焉而柔良，退焉而刚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喳喳，成焉而挟其所尝言以夸于人，不成焉而托于所尝料以议其上。’
为了解决这个“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问题，也有许多政治家对考科都有相当深刻的见解，但很难统一起来。考试体制一直变换不定，可这种想求实而又难规范的考试搞得君臣都很伤脑筋。
宋前期，承唐旧制，设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学究等科目，通称诸科。宰相范仲淹诸人不满意，提意见。仁宗皇帝觉得说的不错，认为‘拘泥于声律词意，豪隽奇伟之士难以发挥；说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才是博啊！并于嘉祐二年增设明经科；到了神宗时，王安石认为少年闭门学作诗，等到他当官的时候还不通世事，这是摧残人才，所以提议改考经义、论、策。苏轼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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