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试图捕捉任何可能被唤醒的记忆碎片。
没有。
我睁开眼，松开怀表。我已经不记得这块表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了。但我记得父亲有一块怀表——他经常在晚上拿出来上发条，拧动表冠时会发出的细密齿轮咬合声。那是我童年记忆里极少数清晰的声音之一。但我不记得那块表后来去了哪里。不记得它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也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再也没在父亲手里看到过它。
那块表一直在我手里。只是我把它忘了。不是弄丢了，不是被偷了——是忘了它的存在。就像有人从我的记忆里，把这块表出现过的所有画面，一帧一帧地剪掉了。而留下它的人，就是剪掉那些画面的人。
我握着那块怀表，在廉价的旅馆房间里站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色从纯粹的黑暗变成了深蓝，又从深蓝变成了灰蓝。然后我把怀表放回内袋，拿起桌上的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凌晨四点十七分。距离后天晚上十点，还有四十多个小时。我打开通讯录，翻到叶知秋的号码，发了一条消息：“你在钟表厂说的那些话，是沈昭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两分钟后，回复来了：“昨天下午四点左右。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了大概十分钟。”
“他有没有提到一块怀表？”
“没有。”
我锁上屏幕。沈昭没有提到怀表——但他在钟表厂的那个房间里，留下了一个指向怀表的线索。他知道我会找到那块表，也知道我需要在没有他提示的情况下自己找到它。
我把手机放进口袋，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清晨的空气涌进来，带着露水和泥土的气息，和房间里残留的烟味混合在一起。东方的天际线上，已经出现了一条极淡的橘红色亮线，像一道还没有完全睁开的眼缝，在沉积的天色边缘悄然打开了一个出口。
我关上窗，拉好冲锋衣的拉链，把桌上的东西全部收进口袋里。然后推开门，走出房间，走下楼梯，穿过还没开始营业的旅馆大厅，推开门，走进了凌晨的街道。街灯还亮着，在渐亮的天色中光芒已经显得有些黯淡。我沿街走了一会儿，然后停下脚步——我的目光落在路边一家还没开门的照相馆的橱窗上。橱窗里摆着几张旧照片，其中一张是一群人的合影。
我走近橱窗，透过蒙着一层薄灰的玻璃，辨认出那张合影下方的一行小字——“光华钟表厂全体职工合影，1984年”。
照片里有几十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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