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句话：有没有、行不行、多少钱。
“苏阿姨，你要是早生二十年，去深圳那边下海，现在怎么也是个老板了。”方远有一次开玩笑说。
苏敏摆摆手：“老板不老板的我没想过，我就想把眼前的日子过明白。”
“那您眼前最想做什么？”
苏敏把手里的名单递给他：“第二批，十五户。这回是城西新区的。”
方远接过去看了看，笑着摇头。
他知道苏敏是在利用这层关系。但苏敏利用得坦坦荡荡，不偷不抢，该分的利润分得明明白白。比那些当面叫哥哥、背后耍花枪的生意人强太多了。
这事要是放在别的女人身上，方远可能会计较。但苏敏这种人，你跟她打交道就是舒服——不用猜，不用防，她把底牌亮在桌面上，你看得清清楚楚。
省心。
刘大军那边的事却没消停。
钱退回去了，他面子上过不去，就加倍地往外编排苏敏。从“水性杨花”到“专门勾搭有钱男人”，越说越难听。
厂里一百多号人，爱听故事的占大半，有人信有人不信，但架不住茶余饭后有人传，传着传着就成了“事实”。
苏敏不解释。
解释有什么用？你越解释他们越来劲。她的精力不花在这种地方。
倒是胡丽丽听说了这事，打电话来气得不行：“妈，那个姓刘的太不是东西了，你要不要去跟厂领导反映？”
“反映什么？嘴巴长在别人脸上，领导管得了吗？”
“那就这么忍着？”
“谁跟你说我忍着了？”苏敏在电话那头轻声说了句，“我在等。”
“等什么？”
苏敏没回答，把话题岔到了饭店的事情上。
苏敏等的那个东西，在十一月的第二个礼拜来了。
厂里早就有风声，说市里的纺织厂要搞改制，国营的要被私人老板收购。传了小半年，大伙从一开始的人心惶惶到后来的麻木不仁——传了这么久都没动静，八成又是吓唬人。
结果不是吓唬人。
那天早上刚上班，厂办通知全体职工到食堂开会。食堂的折叠桌全搬走了，摆了几排长条凳。台上坐了三个人——厂长老赵，工会**，还有一个穿黑色羊毛大衣、戴金边眼镜的陌生男人。
厂长老赵先说话。大意就是，厂子这两年经营困难，连续亏损，市里研究决定，引入民间资本对厂子进行资产重组。说白了，就是卖给私人老板。
那个戴金边眼镜的就是接盘的老板，姓郑，温州人，做了十几年布料生意。
郑老板上台说了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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