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贡献，有据可查。这比模糊的‘关系好’，是不是更有说服力？”
王建国沉默不语。他知道林薇说的有道理，但他情感上难以接受，更担心自己的位置不保。他负责的肉类品类成本率问题，就像一根刺，扎在他的绩效上。
回到办公室，王建国盯着电脑屏幕上肉类供应商的评分数据，脸色阴沉。他必须想办法让数据“好看”起来。常规的做法——督促供应商改进质量和交期、谈判降价——短期内难见成效。他想到了“管理调整系数”。既然系统允许基于“特殊贡献”进行评分上调，那他是否可以利用这一点？
他开始回忆并“发掘”手下几个核心肉类供应商的“特殊贡献”。他让采购员整理过去半年内，这些供应商的“救急”记录，哪怕是帮忙协调了一点稀缺品种，或者在某次送货中给予了微不足道的“优惠”，都尽量记录下来，写成书面说明，申请使用“管理调整系数”提高他们的评分。他甚至暗示供应商，可以“创造”一些小的紧急需求，然后由他们“出色”完成，以积累“贡献记录”。
同时，他加大了对供应商的压力，要求他们无论如何必须在下个月的交货中“提升数据”——无论是通过提供更好的样品，还是临时降价，甚至暗示可以“灵活处理”验收标准（当然，这需要打通验收环节）。
另一方面，对于古民主导的数据收集和评分体系，他采取了消极配合、暗中抵制的态度。在制定采购计划时，他更倾向于将订单分配给那些与他关系紧密、虽然数据平平但“听话”的供应商，并在调整理由中写得冠冕堂皇。对于古民提出的进一步优化数据采集、加强验收复核等建议，则以“增加工作量”、“影响效率”、“不符合实际操作”为由拖延或反对。
然而，王建国低估了数据的“反脆弱性”和系统设计的严密性。当古民发现肉类供应商的评分在无明显质量、价格、交付改善的情况下，因“管理调整系数”而异常提升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了问题。他仔细审查了那些调整申请，发现很多理由牵强附会，缺乏具体时间、事件和量化价值。他将这些异常情况报告给了林薇。
林薇不动声色，但加强了对调整系数使用的审查。她要求，每次使用调整系数，必须附上详细的事件说明、相关证据（如沟通记录、邮件、单据），以及对公司产生的具体价值估算。这大大增加了随意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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