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关系到国家交通命脉与地区发展，只有朝廷才有足够的财力与魄力承担。
这份决议送到赵棫手中后，他只看了一眼，便看穿了其中的关键——这件事的背后，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朝中群臣与民间商人。
但赵棫并未反对，反而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他名下的皇家商会，也可以参与铁路修建与运营。
只是他也能预见，想要获得铁路修建的资格，必然要给铁路司的官员们足够的好处。
嘶——皇帝要给大臣“行贿”？
这未免有些倒反天罡，不合常理。
不过，仔细一想，倒也并非不可行。
反正皇家商会的核心目的是盈利，只要最终能赚到钱，些许投入也无关紧要。
更何况，皇家商会早已与朝廷公产明确区分开来，既然要参与民间商业竞争，就必须遵守民间的规则。
如果动用公权力为皇家商会敛财，那这份商会，到底是公还是私？
这显然违背了圣祖爷爷创立皇家商会的初衷。
自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祖训以来，大宋的官家向来对士大夫群体十分宽容，这也是南宋末年，有大量士大夫愿意追随大宋皇室，迁往海外、坚守气节的重要原因。
到了圣祖赵昰时期，这份宽容依旧延续，且不再局限于士大夫，而是对士大夫、武将、普通宋民百姓一视同仁，尽显治国之道；
到了宋帝赵汶时期，这份宽容则更多地偏向了道学士大夫，扶持道学发展，推动实用学问的传播；
而赵棫继位后，也依旧遵循了这份善待士大夫的传统。
赵棫本身就是个豪爽大方的人，再加上爷爷赵昰、父亲赵汶在位期间，积攒了大量的财富，使得他对自己人（朝臣、亲信）向来毫不吝啬。
纵观整个东宋时期，大宋的官家从未主动整治过贪腐问题，这背后有三个原因：
一是东宋始终处于不断扩张的状态，疆域、财富、人口持续增长，贪腐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被极大地掩盖，并未凸显；
二是东宋朝廷设有完善的监察机构，即便官家不主动下令查贪，监察官员也会履行职责，遏制贪腐蔓延，不然他们这些监察官员岂不是可有可无？
三是商业的蓬勃发展，让朝中大臣敛财的手段逐渐从贪腐转向经商，通过正当（或灰色）的商业活动获取利益，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严重的贪腐行为。
不管这种局面是好是坏，眼下的东宋正蒸蒸日上，国力日益强盛，赵棫也懒得花费心思去整治这些细枝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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