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铜扣剪了下来。
那颗刻着“沈崇岳”的铜扣躺在他的掌心里，在日光灯下泛着柔和的金黄色光芒，像一小块凝固了的落日。
“告诉我，”沈砚之把铜扣放在那份文件上面，抬头看着戴眼镜的男人，“你们是不是觉得，把我调到后方去，我就会变得跟你们一样？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签签字、喝喝茶、开开会，把自己的兵卖了之后再找人给自己写一篇回忆录？”
那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沈砚之没有等他的回答。他站起来，把叠好的军装连同上面那六颗铜扣一起推到那人面前，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从二十年前武昌城头一直传到今天下午这一个瞬间的分量。
“这件军装上的每一颗扣子，都铸着一个人的骨头。最下面这颗是我父亲的。上面那六颗，是跟着我打了二十年仗的老兵的。他们的骨灰还埋在湘西，埋在川南，埋在滇桂边境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荒山上。今天你让我签字放弃这支部队的指挥权，我如果签了这个字，就是把这些人的骨头当成交易的筹码。你们坐在办公室里可以换掉一个师长，换掉一批军官，换掉任何你觉得碍眼的东西。但有一样东西你换不掉——我沈砚之是站着穿这身军装的，这辈子没有跪下过。以前没有，今天也不会。”
他拿起桌上那颗刻着父亲名字的铜扣，攥在掌心里，大步走向审讯室的门。门口的卫兵下意识地举起了枪，但被沈砚之一个眼神钉在了原地。那个眼神不是愤怒，不是威胁，而是一种更深的、更难形容的东西——像是某个从不止步的历史瞬间，终于走到了审判台前，而那个举枪的卫兵，在那一瞬间忘了自己是拿枪的人，还是被审判的人。
沈砚之推开铁门走出去的时候，身后传来打字机键盘被重重按下发出的咔嗒声，像一颗子弹卡了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