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这辈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人勤地不懒”。
他经常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眯着眼看我，一字一句地说：“阿城，你要记住，只要肯吃苦，迟早有出头天。”
后来经过实践我才明白，只要能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
我爸吃了一辈子的苦，最后什么也没吃出来，只吃出一身咳嗽，和一间四面漏风的土砖房。
我是一九六八年生的，属猴。我妈说我出生那天下着大雨，我爸在门外蹲了一夜，天亮时听见我的哭声，笑得像个傻子。
他给我取名叫“金城”，寓意黄金满城。
名字取得再好，也挡不住命。
十四岁那年我辍学了。不是我不想读，是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还要给我哥娶媳妇攒钱。
我爸蹲在门槛上，最后只憋出一句：“阿城，爸对不住你。”我说没事，我也不爱读书。
辍学以后，我先在县城的建筑工地上扛过水泥，一袋五十斤，一天扛三百多袋，肩膀上的皮磨烂了又结痂，结痂了又磨烂，最后长成一层硬壳，再也不知道疼。
一个月下来，工头扣东扣西，到手不到二十块。
我从没偷过懒，可赚到的钱始终只能勉强让自己饿不死。
十八岁那年，有个同乡从南边回来，穿着的确良的衬衫，脚上一双锃亮的皮鞋，说话时口袋里的钥匙叮当作响。
他说东莞那边开了一大片工厂，港商台商都往那边挤，遍地是工作，一个月能挣一百多。
我爸把我叫到跟前，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帕包，里面是十三块八毛钱。
“去吧，”他说，“出去外面闯闯，外面遍地是机会。”
就这样，我搭着一辆装满鸡鸭的货车，辗转来到了莞城市长安镇。
那时候的长安镇，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刚起的厂房。高高的烟囱，成片的铁皮棚，货柜车一辆接一辆地从镇口开过去，扬起满天的灰。
街上挤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人，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
我最后进了一家港资的电子厂当保安。
厂子的老板是个香港人，姓何，个子不高，总穿着熨得笔挺的白衬衫。
他从来不正眼看我们，路过门岗的时候，我们敬礼，他连头都不点一下。
但没关系。保安一个月一百二十块，管一顿午饭，比我在老家一年挣的都多。我一站岗就是十个钟头，大太阳底下，制服湿透了又干，干了又湿，后背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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