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人里，真正的生产一线工人，我估计不到一千人。光是总厂和各分厂设置的销售科、办事处，后勤、工会、团委、爱卫会、计生办、妇联林林总总加起来，就养了超过七百人！可现在我们的酒，绝大部分是通过东投集团的渠道销售的，你们自建的这支销售队伍，实际上……事倍功半，甚至很多时候是在‘吃空饷’！”
他的声音提高了些：“您算算，一个人一个月平均工资、奖金、劳保，按三百块算，不多吧？三千多人，一个月就是将近一百万！一年就是一千二百万！这还只是最直接的人工成本！朝阳，算下来一分账，你们啊基本就是赚了个吆喝！”
孙向东的这笔账，算得简单，但很冷酷，却也算到了根子上。我看向县委常委、副县长苗东方，他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苗县长，”我的声音平静，却带着压力，“曹河酒厂什么时候……进了这么多人？我印象里，八七、八八年我来考察的时候，全厂职工好像还不到一千人。这几年功夫，怎么膨胀到了三千多人？这些新增的人员，都是怎么进来的？有没有经过严格的劳动计划和岗位核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