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东方显然没料到调研会突然转向如此尖锐的人事和成本问题，他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挠了挠头，习惯性地用起了基层干部面对棘手问题时的“缓冲话术”。
“李书记，这个……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是历史遗留问题，不太好解决啊。这里面很多人，都是咱们县里……一些老领导、老同志的家属子女，或者通过各种关系安排进来的。”
邓文东也是老曹河人，对酒厂的情况也是知道的，就道：“书记啊，当初酒厂效益好的时候，大家都想往里挤，厂里也有压力，口子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虽然现在多数都是合同工，但合同签了，也不好随便清退，牵扯面太广，涉及一两千个家庭，稳定压力……非常大。”
邓文东话里的潜台词很明确：这不是简单的经营问题，这是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动这里的人，等于动了一张巨大而敏感的关系网，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社会稳定问题。”
我心里此刻快速衡量，看来曹河酒厂的问题比棉纺厂严重复杂的多，如果在现场没经过慎重考虑就做决断，那太过武断，就道：“向东，云飞，包括这个文东同志和东方同志，咱们试探性的讨论下啊，如果……我是说如果，县委下定决心，要推动曹河酒厂进行彻底的改革，包括对人员结构进行优化调整，打破‘大锅饭’，从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大家认为……要保留多少人合适？”
张云飞背着手，稍一思考就道：“朝阳书记，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专业啊，还得向东来说。”
孙向东迎着我询问的目光，没有立刻回答。他再次看了一眼苗东方，又看了看旁边的邓文东。
良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里没有了刚才算账时的激动：“书记，从纯粹的生产上讲，现在抛去销售，最多保留七百人到一千人左右，我看就足够了，但是朝阳有件事，我必须跟您说清楚。”
他笑了笑：“不是我耍无赖啊，按照我们三方签订的合同，曹河县酒厂的具体行政管理，你像包括人事、财务、劳资啊，并不归我们管。”
他看着钟健道：“这事啊，是钟主任在抓。我作为平安县高粱红酒厂委派过来的技术负责人，我的核心职责是：保证生产工艺，东投集团酒水公司负责全部产品的市场销售。所以，具体用多少人，朝阳啊，还得你们县里啊拿主意。”
孙向东的话是划清了责任的边界：“至于曹河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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