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六岁。
记忆是从颜色开始的。不是那种温暖的、明亮的颜色，而是一种冷冷的、灰蓝色的光，从没拉窗帘的窗户外面漫进来，落在地板上，落在我面前那个被翻倒的行李箱上，落在我母亲苍白的、没有表情的脸上。
她站在门口，大衣已经穿好了，围巾已经围上了。她的手里捏着一张机票，红色的圆珠笔在信封背面写了一个地址，那些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握笔的手在发抖。她没有看我。从头到尾，她都没有看我。
她看的是我身后的墙壁，是我头顶的吊灯，是我脚边那只被她从行李箱里扔出来的毛绒兔子——那只兔子是我，因为她从来没有叫过我的名字。
她说：“你爸爸下班回来，把这个给他。”她把信封放在玄关的鞋柜上，用钥匙压住。然后她拉开门，走了。
门没有关。
冬天的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冷得我脚趾发麻。我站在那里，穿着睡衣，光着脚，手里抱着那只被她扔出来的兔子，看着那扇半开的门。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了。
她的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越来越远，嗒，嗒，嗒，像某种倒计时，每一声都比前一声更轻，直到彻底消失在楼梯间。
她没有回头。
那年我六岁。我不记得她长什么样了。她的脸在我的记忆里是一团模糊的、灰白色的雾气，像曝光过度的老照片，只剩下轮廓，没有细节。
但我记得那扇门半开的样子，记得冷风从门缝里灌进来打在我小腿上的感觉，记得那个被钥匙压住的、边角翘起的信封。
我记得很清楚。清楚到四十多年后，我闭上眼睛，还能看见那张信封上蓝色墨水洇开的痕迹。
我父亲回来的时候，看见的不是我。他看见的是那个信封。他拿起它，拆开，读了一遍，然后把它折好放进胸口的口袋里，解下领带，脱掉外套，走进厨房，开始做晚饭。
他没有看我。他甚至没有问我为什么穿着睡衣站在门口、为什么没有开灯、为什么不看电视。就好像我不存在。好像那个六岁的、光着脚站在玄关的孩子，和玄关的鞋柜、和墙上挂着的日历、和门口堆着的报纸一样，是这个家里的一件家具——有用的时候拿来用一下，没用的时候，就放在那里落灰。
那之后的日子变成了一种灰色的、黏稠的、没有尽头的重复。父亲上班，下班，做饭，吃饭，看新闻，睡觉。
他和我说话的次数用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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