闷热的梅雨把东京的废墟泡得发黑。
佐尔格穿着半旧的麻质西服，夹着一只早已过时的皮包，混在街边的人群里。
像所有在这个时代里夹着尾巴求生的外国人一样，既不显眼，也不起眼。
他在东京已经待了八年。
以德国记者、《法兰克福日报》远东特派员的公开身份，他几乎走遍了帝国所有的要害部门。
从陆军省到外务省，从满铁调查部到企划院。
如果谁向德国大使馆打听佐尔格，得到的回答永远是：
“那位先生很能干，也很可靠。”
至于他到底是谁的人，整个东京的上流社会都能替他打包票。
毕竟，德国人。
毕竟，德国是日本的朋友。
毕竟，元首和天皇都知道彼此的心跳。
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总是拎着皮包、说话声音很低、对每个人都很客气的德国记者。
会把东京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地录进自己的脑子里。
这个傍晚，他站在银座附近的一根电线杆旁。
梅雨已经停了，路面上泛起一层湿热的水汽。
几个国民学校的小学生排着队经过，背上都背着用木板和竹子扎成的“防空书包”。
领头的孩子瘦得像只脱了毛的鸡，胳膊上挂着一块红布条，上面写着“报国少年”。
他们迈着齐步，嘴里唱着《海行兮》。
“海行兮，水渍吾尸。”
“山行兮，草生吾骸。”
“大君之侧，赴死无悔。”
唱得极用力，脖子上的青筋都蹦了出来。
佐尔格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
他没看孩子。
他的目光落在电线杆上贴着的一份报纸上。
报纸被雨水浸得皱成一团，大部分字已经糊了。
只有几个红色大字还看得清楚：
“石原莞尔，万年国贼！”
再往上，是一张手写的告示，字迹疯疯癫癫：
“饿死百万，血仇刻骨。”
“先杀石原，再灭龙国。”
最下面还画了一个粗糙的人形，身上插着七把刀。
佐尔格把皮包夹紧了些，转身离开。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这条疯狗，已经彻底红了眼。”
走到后街，一个卖萝卜叶的老妇人蹲在墙根。
那老妇人和所有东京的老妇人一样，两颊深陷，眼窝发青。
她的篮子里没有萝卜，只摆着十几把煮得发黑的草根。
再日本街上一片废墟，空气中有一种令人作呕的气味，像烂鱼，又像未烧透的焦炭，混着廉价消毒剂的骚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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