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教所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的父亲杨俊官发了一封电报，让老杨到西安来接他。
杨俊官接到电报后老泪纵横：“海儿啊，终于有音信了！”他立马凑足路费，直奔西安。
然而，杨新海发完电报就后悔了——这东西也没法撤回。
他觉得这几年没回家，现在又是被劳教放出来的，回去没面子。
这厮也不考虑父亲的心情，一扭脸直接消失了。
老杨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来到儿子落脚的小旅社，结果发现被放了鸽子。
老头蹲在门外默默掉眼泪，无奈之下，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家了。
重见天日的杨新海虽然获得了自由，可劳教所发的那点路费没两天就花完了。
要活下去，做买卖没有本钱，打工又怕不给结账，怎么办？简单，接着偷。
劳教的这两年，杨新海总觉得自己被抓的原因就是总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偷——老可着一只羊薅羊毛，肯定不行。
所以他准备流窜作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看你们上哪儿逮我去。
于是他把火车、汽车上的乘客定为下手目标。
他选择了四海为家，夹着铺盖卷，搭上一列北上的火车，直接去了石家庄。
起初，他是在汽车上偷钱包。
由于手艺太潮，八月的一天，他正偷着，结果被便衣当场抓获。
到了派出所，杨新海才明白：原来还有便衣这回事。
这次的处理结果是：因为只偷了一百多块钱，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日，他被劳动教养一年。
这次劳教，杨新海没有从自身找原因，而是满肚子怨气：我不就是在车上偷了一个钱包吗？包里不就百十来块钱吗？多大点事？你把我教育一顿放了不行吗？为什么非要把我送去劳教？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难道我一旦犯了错误，就不能重新做人了吗？
他好歹也是个高中生，难道这点道理都不明白？犯罪服法，天经地义。
在他劳教期间，有个在石家庄工作的本地老乡知道了这件事。
这个老乡跟杨新海沾点亲戚，对他非常关心，去劳教所看过他两次，还给过他一些钱。
有一次，杨新海对老乡说：“你在这儿工作，当地肯定有熟人。既然做好事，你就做到底，想办法把我弄回老家服刑去吧。在老家蹲大牢总比在这儿强。”
老乡听罢，告诉他：“你以为这是咱家开的？不是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别说我不在政法口工作，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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