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坏了。
之前顶多是被人讹几十块钱，现在可是一年多的工资，你说不给就不给？这算是什么世道？
可气归气，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
最后，他一怒之下，把工地上的一只铝盆拿出去卖了，到手十三块钱。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工头发现铝盆没了，立刻报了警。
杨新海随即被抓了起来。
他心里当然不服：他欠我一年的工资不给，你们为什么不管？一只破铝盆才卖了十三块钱，怎么就给我抓起来了？
警方明确告诉他：他欠你钱属于劳动纠纷，不归派出所管；但你偷东西，那就归我们管了。
按道理确实如此——要不然，那个年代怎么到处都有欠薪的事呢？
关于杨新海偷铝盆这件事，值得多说两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铝盆改变了他的人生。
偷东西肯定不对，这一点毫无争议。
那他为什么早不偷晚不偷，偏偏在这个时候偷呢？
实际上，这是对自我维权无果之后的一种无奈的反抗。
也许他的本意并非真的想偷这只价值仅十三块钱的铝盆，而是一种不满、一种愤怒、一种发泄、一种对不公平的反抗。
然而，就是这么一只破铝盆，让他被关了好几天。
出来之后，他觉得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公平，根本没有道理可讲。
从此，他放弃了打工的念头——万一下一个单位还是这样，那不就又白干了吗？伤不起。
那么，不干活吃什么？去抢？
他眼下还不敢，也没有那个实力。
于是，他选择了一条风险较小、切实可行的路——偷。
下定决心，立马行动。
杨新海的第一单是在太原偷了一辆旧自行车。
他发现城里人总是把自行车随便一停，有的车甚至不上锁，那还不简单？直接推走便是。
他偷的第一辆车卖了三十块钱，把他乐坏了：这钱来得真容易！那就接着干。
可是几次之后，他发现那些不上锁的自行车太旧，卖不了几个钱；好一点的车，人家都会上锁。
既然要偷，当然得奔着好的去。
于是他又开始苦心研究快速开锁的方法。
凭着自己聪明的小脑瓜，杨新海很快就掌握了这门绝技。
随后，他开始大显身手，左一辆右一辆，一辆接一辆地偷。
然而几个月后，他发现一个问题：偷的量太大了，市场供过于求，没那么大的需求。
那怎么办？再换个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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