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深秋的柏林，空气中弥漫着统一后的迷茫与尘埃落定的疲惫。
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斯塔西）总部大楼，那栋灰扑扑的混凝土建筑，如今大门紧锁，窗户破碎，像一具被掏空内脏的巨兽尸体。
门前广场上，偶尔有好奇的游客拍照留念，或是年轻人在涂鸦墙上喷绘讽刺漫画。
但在地下停车场第三层，一扇伪装成配电室的门后，灯光亮到凌晨。
“这是最后一批了。”
前斯塔西对外情报局局长埃里希·克劳斯推了推眼镜，将三箱微缩胶片放在会议桌上。
他今年五十八岁，头发灰白，穿着熨烫平整但已显陈旧的西装，那是他三年前在东柏林最好的裁缝店定做的。
桌对面，李征宇打开箱子，随手抽出一卷胶片，对着灯光查看。
胶片上密密麻麻的人名，日期，事件编码，像昆虫的复眼结构般排列。
“不只是胶片，埃里希。”李征宇放下胶片，“我们要的是活的东西。”
“你的人，你的网络，你的方法论。”
克劳斯沉默。
窗外隐约传来西柏林方向庆祝统一周年的音乐声，与地下室压抑的寂静形成讽刺对比。
三个月前，当李征宇第一次通过中间人联系他时，克劳斯以为自己会被送上审判席。
统一后，超过九万名斯塔西官员和线人被解职，审查，列入黑名单。
他自己虽然因为“配合档案交接”免于起诉，但养老金被大幅削减，儿子申请西德大学被拒，妻子在西柏林商场做清洁工，一个前情报局长夫人，每天跪着擦地板。
“你们能给我什么？”克劳斯终于问。
李征宇笑眯眯的说道：“尊严，在我们这里，专业能力被尊重，不问出身。”
“事业，你的经验对我们有价值，你可以继续做你擅长的事，甚至做得更大，欧洲只是起点。”
“还有未来，你的儿子可以去西贡国立大学，全额奖学金。”
“你的妻子不必再擦地板。”
“你自己，可以重新指挥一个覆盖三十个国家的网络。”
“预算是多少？”
李征宇写下一个数字。
克劳斯盯着那串零，呼吸停滞了十秒。
那是斯塔西全盛时期，全年预算的1.5倍。
“你们想要什么回报？”
李征宇展开地图，“战术层面：我们需要欧洲各国政府，企业，媒体的实时情报，特别是关于对九黎政策的内部讨论。”
“行动层面：在某些关键时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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