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8月，阿富汗，喀布尔郊区苏军第5摩步师驻地。
帕维尔·伊万诺夫下士蜷缩在混凝土哨位的阴影里，军装被汗水浸透，紧贴在皮肤上。
正午的太阳毒辣地炙烤着大地，远处的兴都库什山脉在热浪中微微扭曲。
他已经在这个哨位上站了四个小时，还有两个小时才能换岗。
八个月前，当帕维尔跟随部队跨过阿姆河时，他以为这会是一场短暂的“特别军事行动”。
指导员在动员会上说：“我们应阿富汗进步政府的邀请，帮助粉碎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
“三个月，最多六个月，我们就能回家。”
现在，八个月过去了，帕维尔还在喀布尔郊区的同一个哨位上，看着同一片被炮火熏黑的荒地。
回家？
连换防回国的消息都成了遥不可及的传说。
“帕维尔！”班长从掩体里探出头，“换班了，去吃饭，然后去连部开会。”
食堂是临时搭建的板房，里面弥漫着罐头炖菜，汗水和灰尘混合的怪味。
士兵们沉默地排队打饭，眼神空洞。
帕维尔领到一份：几块煮得发白的土豆，几块罐头牛肉，一块干硬的黑面包。
和他同一批来的谢尔盖坐到他旁边，用勺子戳着盘子里的食物。
“又是这些，”谢尔盖低声抱怨，“我已经三个月没吃过新鲜蔬菜了。”
“牙龈一直在出血。”
“有得吃就不错了，”帕维尔机械地咀嚼着，“听说东边346团的后勤车队上周又被伏击了，五辆卡车全毁，死了十二个人，物资全丢。”
“现在整个东部军区都在缩减配给。”
“那些该死的杜什曼（苏联士兵对阿富汗抵抗者的蔑称）。”
谢尔盖咬牙切齿。
“他们像幽灵一样，打完就跑，从来不正面交战。”
“上个月我们连巡逻时踩到地雷，萨沙没了双腿。”
“你知道那地雷是什么吗？”
“美国M18A1克莱莫定向雷，上面还印着英文。”
帕维尔没有回答。
他想起两周前的那次清剿行动。
连队接到情报，说附近村庄藏匿着抵抗组织。
他们凌晨突袭，结果只抓到几个老人和妇女。
抵抗者早就转移了，留下一个空的武器藏匿点，里面是美制的M16步枪，苏制的AK-47，还有几本用阿拉伯语和普什图语写的宣传册。
翻译官说，册子里号召“用真主赐予的耐心消耗侵略者”，还详细介绍了游击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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