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英国，这是相当大的规模。
在朴茨茅斯，三十多名海军家属举行静坐，要求“把我们的丈夫、儿子从无谓的战争中带回家”。
他们的亲人有的在南大西洋受伤，有的正被调往北爱尔兰。
一位姓哈里森的母亲对着电视镜头哭诉：“我的大儿子在竞技神号上，现在还不知道是生是死。”
“我的小儿子收到了调往贝尔法斯特的命令。”
“首相先生，您还要让我失去几个儿子？”
这段画面在晚间新闻黄金时段播放，击中了无数家庭的心。
11月8日，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
如果说英国的游行还带有一定的政治诉求，那么美国的游行则更像一场混杂着理想主义，反文化运动和跟风情绪的嘉年华。
超过两万人在公园聚集，他们大多年轻，穿着时髦，听着民谣和摇滚乐。
标语牌五花八门：
“爱尔兰要自由！”
“帝国主义去死！”
“我虽然不知道爱尔兰在哪，但我知道压迫不对！”
演讲台上，一个自称“爱尔兰裔第三代”的诗人激情澎湃：“朋友们，在大西洋的那一边，一个民族正在为自由而战！”
“而在大西洋的这一边，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
“我们要让美国政府听到，不要支持殖民主义者，要支持人民的自决权！”
台下掌声雷动。
很多人跟着喊口号，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说不清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的区别。
不知道清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历史恩怨。
甚至有人以为爱尔兰是非洲的一个国家。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情绪。
是站在“正义”一边的感觉。
是对抗权威的叛逆快感。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评论：“这是典型的‘白左’政治。”
“基于情感而非知识。”
“基于符号而非实质。”
“共和军的媒体策略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把复杂的民族冲突，简化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二元叙事。”
“而这正是美国进步青年，最容易理解的剧本。”
“九黎在背后的策划痕迹明显。”
专栏继续写道。
“从乍得到马尔维纳斯，再到北爱尔兰，他们使用的都是同一套战术组合。”
“军事压力制造危机，人道姿态争取同情，舆论运作孤立对手。”
“这是一场二十一世纪的战争，而英国还在用十九世纪的方式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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