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赵大彪出院的日子一推再推。阑尾的伤口长得挺好，线也拆了，他人却起不来床。
没力气，整个人像一摊被抽走了骨头的水，软在床上，连翻身的劲都没有。
韦红霞问医生怎么回事，医生看了赵大彪的化验单，皱了一下眉头。
“血红蛋白低，白细胞高，建议做个胃镜看看。”
韦红霞不懂血红蛋白和白细胞是什么东西，但她看着医生的表情，心里有什么东西开始往下沉。
她握着赵大彪的手，问他：“大彪，咱们做个胃镜好不好？”
赵大彪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没有回答，手在她手心里动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在皮肤下面挣扎。
胃镜约在第二天下午。
韦红霞请了一天假，谭姐接了电话只说了一句“你忙你的，班我帮你顶着”，没有多问。
她推着赵大彪从病房到胃镜室，走廊很长，推过去的时候她走得很慢。
赵大彪坐在轮椅上，身上盖着一条薄毯，薄毯是谭姐送的，碎花的，洗过好几次，颜色已经淡了。
他瘦了，这两年老得很快，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肉像被什么东西削掉了，颧骨高耸着，眼窝深深地凹下去。
韦红霞看着他的后脑勺，那上面有几块老年斑，以前没有的。
她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在她看不见的日子里。
胃镜做完了。赵大彪被推回病房，麻药还没退，闭着眼睛还在睡。
韦红霞坐在床边，把他露在被子外面的手塞回去，被子掖好。
她坐在那里等，等医生来叫她。
走廊里有人走路的声音，推车的声音，护士说话的声音，很大很吵。
她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的，像有人在敲门。
医生叫她的时候天快黑了。她走进医生办公室，门开着。
主治医生姓王，四十多岁，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他请韦红霞坐下，她没坐，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腰板挺得很直。
“韦女士，病人的胃镜结果显示，胃部有一个肿瘤，活检报告已经出来了，是恶性的。”
韦红霞站在办公室中间，日光灯白晃晃地从头顶照下来。
她听见了“恶性”两个字，像两把刀，扎进耳朵里，扎得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她的腿开始发软，整个人像踩在棉花上。
“胃癌，中期偏晚。建议尽快做手术，然后配合化疗。”王医生的声音不紧不慢，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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