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
陈大鹏没有在面上表现出任何异常。
他照常整理材料、参加会议、跟刘畅和王志对接工作。
对周海波的态度也跟对其他同事一样，客气、正常、不远不近。
但他开始暗中观察周海波的一些细节。
他注意到周海波每天下午会有一段时间不在座位上，时间不长，大概十几分钟。
一开始，他以为是去茶水间或者洗手间。
但他发现周海波每次回来之后，手里的材料位置没有变化，说明他出去不是为了工作上的事。
有一次，陈大鹏去走廊尽头的茶水间接水。
路过楼梯口时看到周海波站在窗边，背对着走廊，手机贴在耳边，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在说什么。
他没有停留，继续走到茶水间，接了水，又走回办公室。
他还注意到周海波在翻阅曾志远案卷时，问过刘畅几个问题——
不是关于案件内容本身，而是关于材料流转的流程：
“这份材料之前是谁经手的？”
“这个编号对应的原件存放在哪个档案柜？”
“这个时间节点之后还有没有补充材料？”
这些问题单独拿出来看都很正常，像是一个新人在熟悉工作流程。
但陈大鹏把这些细节记在了脑子里——
曾志远的案卷他之前全部翻过。
那些流程性问题他从来没有问过任何人。
因为他觉得那不是需要问的问题。
他把这些观察记在心里，没有告诉任何人。
……
与此同时。
胡昱珩也在留意周海波。
她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直接安排技术部门做了一件事——
统计周海波手机拨出电话的时间、频率和时长。
她没有要求监听内容，只是要数据：
什么时间打的、打了多久、有没有固定的号码。
数据在第三天回来了。
技术部门给了一份简单的统计表。
上面列了周海波最近一周的通话记录摘要——
拨出时间集中在每天傍晚下班前后。
通话时长在三到五分钟之间，接收方是一个固定号码。
那个号码没有实名登记，但基站定位显示，接收方在京城。
胡昱珩看了那份统计表，没有多说什么，把表格锁进了抽屉里。
她暂时不打算深究那个号码是谁的，也不打算找周海波问话。
她需要确认的是他“有”固定联系，而不是他在说什么。
那三到五分钟的通话时长，规律性太强了，不像普通社交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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