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只学会两件事:该赚的赚，该割的割。
割肉的时候闭着眼，割完了不许回头看。
回头看的人都死在半路上了。
但止损这个词，和把死掉的钱救活，是两回事。
前者是纪律，后者是天赋。”
雪忽然密了一阵，有一片落进伊芙琳的咖啡里，无声地化掉。
她看着那个消失的白点，忽然想起那个人...
那时候她问他：你怎么知道会这样。
他抬眼，笑得很淡:因为亏钱的人从来不是算错了，是不肯承认自己已经错了。
“爹地，”伊芙琳把杯子放在栏杆上，转过身正对着父亲，双臂交叠在胸前，“你想说什么就说吧，从早餐开始就在绕圈子。”
查尔斯·杜邦倒也不恼。
他把披肩往上拉了拉，盖住膝盖，慢慢往椅背里靠。
“1962年，科普兰把总经理的位子交给了马可。”他说，“一个外姓人。当时家族里有七个人反对，其中三个再也没跟他说过话，包括我的叔叔。”
“我知道这段。”
“你不知道全部。”老人的声音还是那么轻，“反对的人不是舍不得权力，他们是害怕。
他们害怕从那天起，这家公司就不再需要姓杜邦的人了。
事实上他们说对了。
今天，从威尔明顿到休斯顿，四百多个厂区，十六万人，日常运营里没有一件事需要我签字。
我是董事长，我的工作是在报表上找拐点，然后在露台上看雪。”
他抬起手，指了指外面那片模糊的雪幕。
“所以你明白吗?
这个家族现在最值钱的东西，已经不是化工专利了。
是判断力。
是我们能不能比别人早三年，看清风往哪儿吹。”
伊芙琳沉默了一会儿。
“那次夜宴。”她说。
“那次夜宴。”查尔斯点头，眼睛微微眯起来，那是他做完一笔满意交易之后惯有的表情，“我让你去接近他。你当时还有点不高兴，你说你不是一件用来铺路的礼物。”
“我现在还是这么想。”
“但你去了。”老人笑，“而我从那天到今天，只后悔一件事——我该早些让你去的。”
他抬眼，直直看住女儿，那双灰蓝色的老眼里忽然有了种年轻人般的锋利。
“他是我见过最出色的年轻人。”他说，“不是之一。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脑子里过了一遍这几十年我在董事会、在国会走廊、在苏黎世的餐桌上见过的所有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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