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记得自己最后只说了一句话:“无论如何，这条路要走下去。”
可现在，不到一个月之后，在纽约的代表团驻地休息室里，有人把一张画好了整条路的地图放在了他的手上。
领导握着胶卷盒，抬起头看着秘书。
“不到三十岁？”
秘书点了点头。
领导慢慢靠回沙发背上，目光落在那只黑色的密封胶卷盒上“真是不可思议。”
领导把胶卷盒轻轻放在茶几上，用拇指和食指的指腹揉了揉眉心。
“你说他是怎么进来的？”领导重新戴上眼镜，声音恢复了沉稳。
“走廊吊顶。”秘书说到这里的时候，语气里多了一重他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后怕，“那个侧厅是老建筑，走廊顶上有板条抹灰吊顶，上面是通风夹层，不到四十厘米高。他找到了一个维修松动的检修口，爬上横梁，从夹层里匍匐爬过来。”
领导的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叩了一下。
“他叫什么名字？”领导转过身来。
秘书摇了摇头。“不说真名，只说代号深海，他说这是他自己起的代号。”
领导转过身来，看着茶几上那只黑色胶卷盒，沉默了片刻，然后他伸手拿起那只盒子，再次掂了掂它的重量。
“他走的时候，说了什么？”领导问。
秘书艰难咽了口口水，
“他说....这都是他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