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的利益，较好地调整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使宋朝统治的百余年间较少有大的政治风波，从而保证了其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大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特殊性，宋代的文官制度也带来了各种严重的政治恶果。
首先，由于相权低落，台谏权重，致政出多门互相掣肋；官吏因循保守，冗官充斥于朝，行政效率低下。史称“今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务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以救民困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这也导致金军已经渡过了黄河，而朝廷还没有商量出应对之策，可谓是莫大的讽刺。
另外，为牵制地方，宋室加设了许多官职，使官僚机构庞大。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郎、起居令人不执记事之笔；……至于仆射，尚书、丞、朗、朗中、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秘书、殿中二省名存实亡，九寺、五监、尤为空官。但是不做事不等于不给开工资，这造成了财政拮据，国用日竭，十羊九牧成了真实的写照。
再者，中央集权虽有助消除军事割据，然矫枉过正，造成地方之过度嬴弱。地方官吏事事听命于中央，施政不能自主，税收又尽收归于中央，故地方贫弱，无从建设，一旦有事很难应变。正是兵也收上，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后果就是“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矫枉过正’解决了一时之困，可长此以往几代皇帝不敢违背祖制，不能勇于纠偏改革，最终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不仅影响到了国家的发展，还导致有宋一代积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