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皇帝敕免，否则是无法除军籍的。尽管如此，时间一长我大明的军户数量日渐减少。”
“此外，当年太祖皇帝定下的制度，卫所军丁的分发地点，多以距离原籍地遥远且分散的方式，以防止逃兵，但长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给役卒带来不少痛苦。正军服役于卫所，必须带妻同行，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每一军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粮，但实际情形则常分配不足，行军时则发给口粮，衣装则须自备，武器则由国家以工匠生产，如此则给军户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另外，军士在营，分成守备和屯田二部分，比例不定，按时轮流，屯田固定上交粮食，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自宣宗皇帝以后，卫所各级将官经常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更是让天下军户苦不堪言。”
“军户生活困苦，逃兵甚多，早在洪武初年即有逃兵，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兵部的统计便有逃亡者计将近四万八千人，因此有"根补"、"勾补"等方法。根补即抓回逃军，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亦有军官藉此贪污，迫害百姓，使乡里间痛苦不堪。而且逃兵有增无减。
到了正统三年，天下各道逃亡军户更是达到竟然的一百六十十三万余人！”
刘衍所言俱是实言，崇祯帝虽然没有像刘衍知道的这么详细，但是也早有耳闻，知道刘衍说的不是虚言。
历史上在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王琼就曾上疏:"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计所勾之军，百无一二到卫。有自洪武、永乐年间差出，到今三十余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窝藏不回。"
到了嘉靖八年，桂鄂公布天下兵籍，仅有兵士九十七万。军士的逃亡，除生活上的因素外，与其社会位的低落亦有关，明初因需要武力，故较重视军人，其后承平日久，武力不再重要，军人地位就大为降低，加上以罪犯充军，使大明军人的形象更为低下。
嘉靖年间，有些卫所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七成左右。在嘉靖年间之后，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更是已达其总数的八成，许多边地驻军只剩下一半！
此时崇祯帝不再说话了，只是看着刘衍，静静的听着。
“陛下，臣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表明一点：再好的制度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不可能永远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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