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岁那年春天，两件事同时发生。
第一件：华北理工数学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我担任中心主任。
揭牌仪式上来了很多人。
校长、院士、国际同行、媒体。
但我只关注三个人。
周国强坐在第一排，头发已经全白了。他的胃癌康复得不错，但明显老了很多。
赵天翔从普林斯顿飞回来了。他现在是普林斯顿的助理教授，几何方向的新星，两年前刚发了一篇Duke。
苏晚从MIT回来了。她带着一个两个月大的孩子——她去年结婚了，丈夫是MIT的一个物理学家。
揭牌仪式结束后，四个人坐在当年图书馆三楼的那张桌子旁。
桌子老了，但还在。
“你真的把这个地方变了。”赵天翔说。
“变了什么？”
“六年前这里只有一个特招生搬着蛇皮袋来报到。现在这里有了全国排名前五的数学中心、两个国家重点实验项目、每年十几篇顶级论文。”
“不是我变的。是周教授打的地基，我只是盖了几堵墙。”
苏晚逗着怀里的孩子，没抬头。
“你还欠我一个致谢。”
“什么？”
“当年说好丘赛拿奖在论文里挂致谢。你Annals第一篇写了，第二篇呢？”
我想了想。
“第二篇的致谢写了十个名字，你排第三。”
“我看过了，你写的是'感谢SuWan在Coifman-Meyer定理方面的关键提示'。才一行字。我帮你翻译了多少论文？”
“那是等价交换——”
“我说过了，等价交换到此为止。剩下的不算了。”
周国强坐在一旁喝茶，不说话。
赵天翔看了我一眼。
“老周，你不想说点什么？”
“有什么好说的。”周国强放下茶杯，“我带过上百个学生，出息的有那么几个，不出息的一大堆。你们三个是出息的那几个里面最出息的。”
“就这？”
“还有一句。”他看着我，“你当初说要留校的时候，我说你会后悔。”
“我没有后悔。”
“我知道。我后悔的是我那句话。你做了正确的选择。”
第二件事，来得更突然——
国际数学联盟宣布了下一届ICM（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特邀报告名单。
ICM，四年一次。
被邀请做特邀报告，是数学界对一个人最高的认可之一。
绝大多数特邀报告人的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上。
名单上有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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