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的学术会议比我想象中规模更大。
全球三十多个研究机构参会，参会者大部分是教授和资深研究员。我是最年轻的报告人。
陈教授带着我走进会场的时候，不少人看过来。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十八岁的特别研究员？"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用中文跟陈教授打招呼。
"候选人。"陈教授纠正他，"还没转正。但快了。"
老教授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点点头走了。
下午的报告环节，我是第六个上台。
十五分钟的展示。
内容是我这三个月在伯恩研究所做的神经细胞早期干预实验的阶段性成果。数据、方法、结论，一页一页展示过去。
台下很安静。
报告结束，有人举手提问。
一共四个问题。
每个问题我都回答了。
第四个问题来自一位日本教授。他问了一个非常细节的技术问题，涉及实验的第六组数据处理。
我回答完之后，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下头。
掌声响起来。
不是礼节性的。持续了十几秒。
陈教授坐在第二排，双手抱在胸前，嘴角的弧度几乎看不出来。
但我认识他三个月了，知道那就是他最高级别的满意。
会议茶歇时间，一个穿深色西装的中年人走到我面前。
"苏念？"
"是。"
"我是沃尔夫基金会的亚太区代表。关于你的研究方向，我们非常感兴趣。"
沃尔夫基金会。前世我听过这个名字，但从来没有和他们有过交集。
"我们每年有一个青年学者资助计划。你的方向正好在今年的重点领域。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提交申请。"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接过来，道了谢。
他走了之后，李哥从旁边冒出来，表情夸张。
"苏念，你知道沃尔夫基金的青年资助计划有多难申请吗？全球每年只有十个名额。他主动来找你？"
"可能是客气。"
"客气？他做亚太区代表二十年了，从来不跟人主动递名片。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
我把名片收进口袋。
"先做好手头的论文再说。"
李哥摇着头走了，嘴里嘟囔着"十八岁"。
会议最后一天的晚宴上，陈教授坐在我旁边。
他喝了半杯红酒，忽然问我。
"苏念，你选择神经退行性疾病这个方向，是纯学术兴趣，还是有别的原因？"
我端着水杯，没有马上回答。
"两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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