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眼神里，没有意外。
「他会的。」
她的声音很轻。
「他一直都这样。需要你的时候，嘴里全是好听的话。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不存在了。包括朗朗。」
我的手攥在膝盖上。
「你们为什么离婚？」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
排练厅里的音乐已经停了，只剩下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因为他需要的不是妻子，」她说，「他需要一个保姆、一个面子、一个工具。我在文工团的时候，他需要我的身份来往上走。后来我身体不好，跳不了了，他就不需要了。」
她的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但她的手一直在抖。
「朗朗跟谁？」我问。
「判给了他，因为他条件好。但实际上孩子一直跟他妈在冀北老家，他很少管。我每个月去看一次，他妈不让我进门，说我不配。」
她笑了一下，眼眶红了，但没掉眼泪。
「所以他在找下一个人。」她看着我，「找一个愿意去随军、愿意带孩子、愿意放弃自己工作的人。他需要朗朗有人照顾，他才能安心在部队升迁。如果他暂时不升，那孩子一直是个拖累。所以他要找个人接手。」
我的心像被人拧了一下。
不是因为愤怒。
是因为这跟梦里的轨迹重合了。
每一步。
每一个细节。
他的温和是伪装。
他的体面是工具。
他的道歉是策略。
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我心甘情愿地走进那间四楼的出租房，穿上围裙，站在灶台前，成为他人生棋盘上的一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