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脸和我一模一样。
不——不完全一样。那双眼睛里的神色和我不同。那是一种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自己脸上看到过的平静，像是一潭被遗忘在深山里的水，没有风，没有涟漪，没有任何能打破它表面张力的东西，以至于它看起来不像是一潭水，而是一面落满了灰的镜子，在静止中慢慢模糊了自己的倒影。
他坐在床沿上，膝盖上摊着一本封面磨损的旧书。天窗透进来的光在他脸上切出不规则的明暗块面，一半在亮处，一半在阴影里，像是两个不同的人被拼贴到了同一张脸上。他的手搭在书脊上，手指修长，指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很整齐——和我习惯性咬指甲的毛病完全不同。
“你不是我。”我说。
我的声音在阁楼的密闭空间里显得比平时低了一些。这句话不是疑问，是陈述——是一种基于观察和逻辑推导得出的结论，在说出口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从怀疑到确认的全过程。
他没有否认，也没有点头，只是微微调整了一下坐姿，把膝盖上的书合上，放在床沿旁边。那个动作和我一模一样——从手指的弯曲角度到放书时手腕的旋转方式，每一个细节都精准得让人脊背发凉。
不是模仿。是复制。
“你说得对。”他说，“我不是你。”
他的声音停顿了一瞬，像是一张唱片在某个音符上卡了一下，然后恢复正常的转速。
“我是你在这个案子里，最后一个要见的人。”
我盯着他的脸，在脑子里搜索所有可能的解释——双胞胎兄弟，整容替身，全息投影，AI生成的影像。每一个都在逻辑上能讲得通，但每一个都缺少关键证据来支撑。
“你是谁？”我问。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从床沿上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面上，推到我的方向。信封上没有任何标记——没有地址，没有署名，没有邮票。
“打开看看。”
我伸手拿起信封，指尖触到牛皮纸的粗糙表面，纸张的质感和普通的信封不太一样——更厚一些，表面有细微的纤维纹理，像是手工纸。我用拇指挑开封口，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
照片是彩色的，有些褪色，边缘有些卷曲。照片上的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服，站在一台显微镜前面，手里拿着一个镊子，正在操作什么东西。背景是一间实验室，桌面上摆着几排试管和一台老式电脑。
照片上的人——是我的父亲。沈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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