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窗帘在桌面上投下一块不规则的亮斑，照亮了磁带盒边缘那个“等”字。那个在司法系统内部能接触到窃听装置的人——不是我父亲，是那个真正使用了那些装置的人。
我拿出手机，给叶知秋发了一条短信：“钟表厂那批窃听装置，当年是谁负责安装的？”
发送。不到一分钟，回复来了：“档案里没有记录。但我查到一个名字——安装环节的负责人叫方远，是当年市局技侦科的人。”她紧接着又补了一条，“方远在钟表厂倒闭那年调走了，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我站在晨光中，那盘磁带“等”字，是周烨留给我的最后一枚齿轮。沈昭说后天晚上十点在钟表厂二楼最里面的房间等我，说第四个人会把遗产交给我。但周烨的录音带告诉我，那份遗产已经被拿走了。方远——调走的那个人，才是真正拿走那批窃听装置记录的人。
我锁上屏幕，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把磁带从录音机里取出来，放进冲锋衣内袋，贴着那块怀表放好。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晨风涌进来，带着街道上早餐摊的气味和水汽。我翻过窗台，落在窗外的草地上，沿着柳林路往回走。我掏出那把钥匙——磨损的半圆形印记——握在掌心里。
方远。这个从未出现在任何正式记录里的名字，现在变成了整条线索链的终点。他拿走了那批窃听装置的安装记录，拿走了能证明谁在监听谁的核心证据。他才是真正的遗产持有者。
我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说了市局档案科的地址。如果方远的调任记录还在，就能找到他调去了哪里。如果他当年调任的记录被人为删除了，那也正好确认另一件事——那个能在系统内部动手脚的人，至今仍然在那个系统里，坐在某个办公室里，掌握着随时可以删除一切记录的操作权限。
出租车驶过两个路口时，我的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我掏出来，屏幕上是一个没有存储的号码发来的短信。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锁上屏幕，把手机放回口袋里。
“方远已经在一年前死了。车祸。肇事者逃逸，至今未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