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检察官的目光落在桌面上那堆材料上，“他再也没有回来。但他今天回来了——通过你的手。”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了一下。她伸手拿起那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没有翻开，只是用手掌轻轻压住封面，沉默了几秒钟。窗外的晨光越来越亮，在桌面上铺开一层薄薄的金色，照亮了封面上细密的磨损痕迹。
“他来找我的时候，是2014年3月。”她说，“那天在下雨。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制服，没有打伞，淋了半个多小时，头发和肩膀全湿透了。他把那份手写记录放在我这间办公室的桌子上，然后站在你现在站的位置上，等了我一个下午。”
女检察官抬起头，目光越过老花镜的上缘：“他等了四个小时，才等到我从外面回来。他递给我那份记录的时候，手一直在抖。他说：‘这里面记的东西，可能会要了我的命。但我觉得，应该有人知道。’”
我站在办公桌前，没有说话。阳光已经从百叶窗的缝隙里蔓延到桌面上，在那些泛黄的纸张上投下一道道平行的金色光带，把纸面上的字迹照亮了几分。
“你见过他最后一面吗？”我问。
女检察官的目光微微垂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他把记录交给我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后来我托人打听——他因病提前退休了，三个月后，病逝。”
她停顿了一下：“但我一直留着那份记录。”
我拉开椅子坐下来，手肘撑在桌沿上，视线落在桌面上那滩摊开的材料上。沉默了片刻后，我问了一句：“那份记录里写的，和我带来的这些对得上吗？”
“对得上。”女检察官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封面比父亲那本笔记本更旧，纸张的边角已经发黄卷曲，贴着一张褪色的标签，“2010年到2013年的实验数据、人数、实验对象的编号序列、顾北辰在监狱内进行非法心理干预的具体手法——全部对得上。”
“唯一对不上的地方，是那个被移除的变量。”她把那份文件翻到最后一页，转过来推到我面前，“钱国平的记录里写的是——‘据实验室内部消息，顾北辰曾计划将一名与实验设计者有亲属关系的个体纳入终极项目，后因外部干预被迫移除。’他没有写明那个人的名字。”
女检察官看着我：“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我知道。”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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