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峰的身影消失在市局大楼的玻璃门后，自动门合拢时发出一声短促的气压响。我依然坐在副驾驶座上，手指搭在钥匙扣的金属边缘上，指尖能感受到那道极细的划痕——是用刀尖刻上去的，不是用笔写的。
铅笔字是钱国平的掩人耳目。真正的信息，藏在金属表面。
我低头凑近，借着停车场路灯的光把那道划痕看了三遍。字迹很小，像是用手术刀或者刻刀一笔一画刻上去的，笔锋果断，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颤抖。
“当心那个请你当顾问的人。”
这句话没有主语，没有解释，只有警告。我把钥匙扣翻过来，金属背面被刻上这行字的地方颜色比周围深了一个色号，说明刻上去的时间不算太久——最多不超过三个月。三个月前，钱国平还在银行做保安，每天站在大门口，看着进进出出的人和车，手里握着那把我现在拿着的钥匙扣。
他是什么时候刻上去的？为什么要用刻刀而不是直接写？
答案在第二个问题里。
因为写下来的字可以被涂改、被撕毁、被销毁。但刻在金属上的字，除非把整块金属熔掉，否则永远都在。
我握着钥匙扣，在停车场边缘站了大约三分钟。保安亭里的老头探出头朝我看了一眼，大概是觉得我站在那里有些奇怪，又缩回去了。晚风从大楼的缝隙间穿过来，吹动裤脚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像有人在我身后呼吸。
我没有立刻走。而是靠在车身上，点了一根烟——这在我是很少见的事。烟雾从我的指间升起，在路灯的光线下变成一种半透明的灰蓝色，然后被风吹散。我把烟夹在指间，任由它自己燃烧，脑子里浮现出最近半年和林峰打交道的每一个细节。
他是在马蹄莲案的第二周找到我的。那是我辞去刑警之后的第三年，正在一家小面馆吃面，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挂了两次，对方打了第三次，我接起来，电话那头的声音说：“沈逸，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林峰，有个案子想请你帮忙看看。”
我当时没有答应。他又打了两通电话，发了三条短信，语气诚恳到近乎卑微：“我知道你当年的事情。但这个案子不一样。”
第三次打电话时我没有再挂断。不是因为他的诚恳，而是因为他在短信里提到了一个名字——钱国平。
“钱国平是案子的关键证人。他想见你。”
我当时以为是父亲案子的线索，就去了。结果到了现场，林峰告诉我钱国平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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