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出了那个刚被我锁定不久的号码。
响了两声，接通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温和，沉稳，带着一种常年主持会议的人特有的语速节奏：“你好，请问哪位？”
“郑副秘书长，我是沈逸。”我说，“沈卫国的儿子。”
电话那头安静了大约一秒半。然后郑建国的声音再次响起，音调没有任何变化：“我知道你。你父亲的事，我当年有所耳闻。你打这个电话，是为了你父亲的事？”
“不完全是。”我说，“我打这个电话，是为了杜国威。”
这一次，电话那头的沉默比刚才更长。长到我能听到听筒里传来的呼吸节奏——依然平稳，但比刚才慢了大约一个拍点。然后郑建国开口了，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低沉：“杜政委的事，我听说了。突发脑梗，正在抢救。你和他有什么关系？”
“我今天上午给他打过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突发脑梗’了。”我说，“郑副秘书长，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电话那头再次沉默。这次沉默结束之后，郑建国的声音变了——不再是那种温和沉稳的领导语气，而是多了一层锋利的东西，像一把藏在羊毛手套里的手术刀：“你是在暗示什么？”
“我不是在暗示。”我说，“我是在通知你——我已经拿到了方远的遗言和杜国威的录音。两段录音都提到了同一个关键词。我知道你不是画师，但你是能找到画师的人。”
电话那头，没有人说话。但我知道，他还在听。
“我给你二十四小时考虑。”我说，“明天晚上九点之前，你如果想谈，就打这个号码。如果你不打，我会把两段录音的复制件分别送到省纪委和省委政法委的信访信箱里。”
我挂断了电话，把手机放进冲锋衣内袋里。
夜风吹过来，把广场上几片落叶吹得在地面上翻滚。我站在路灯下，口中还残留着烤红薯的甜味。二十四小时的一步棋已经落子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棋盘对面的人落子之前，把剩下的碎片全部拼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