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反复回放着那个名字——马德胜。
马德胜请了病假，然后失踪了。死者身上有马德胜的收据。这两者之间，绝对不是巧合。
车子在二十分钟后停在了城南老家属区的门口。这是一个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旧小区，外墙斑驳，路面坑坑洼洼，绿化带里长满了杂草。三号楼在小区的最里面，是一栋六层高的砖混结构楼房，没有电梯。
我和林峰爬上四楼，在二零二室门口停了下来。门是虚掩着的，没有锁。林峰掏出枪，推开门，走了进去。我跟在他身后。
屋子里很安静，有一股淡淡的霉味。客厅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老旧的沙发，一台老式电视机，一张饭桌，几把椅子。饭桌上放着一副吃了一半的碗筷，碗里的面条已经发霉了，长出了一层灰绿色的毛。
“看来他走得很急。”林峰说，“连饭都没吃完就走了。”
我没有接话，目光落在客厅角落的一个书架上。书架上放着几排书，大部分都是法律类的专业书籍，还有一些小说和杂志。我的目光扫过书架，突然停在了一本书上——那是一本《犯罪心理学》，书脊上贴着一张标签，标签上写着一个编号：B-17。
B-17。我父亲在看守所里的牢房编号。
我走过去，把那本书从书架上抽出来，翻开。书的扉页上有一行字，是用钢笔写的，字迹工整而有力：
“沈卫国兄惠存。弟马德胜，2008年9月。”
2008年9月。那是我父亲被捕前的一个月。
我合上书，把它拿在手里，感觉这本书的重量比我想象中要重得多。
“发现什么了？”林峰走过来。
我把书递给他看。他看了一眼扉页上的字，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丝复杂的情绪在翻涌：“你父亲和马德胜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深。”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马德胜。我父亲。B-17。这三个词在我脑子里像齿轮一样咬合在一起，开始缓慢地转动。
我父亲在看守所里待了十年，马德胜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而现在，马德胜失踪了，很可能已经死了。而死者身上，有马德胜的收据。
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