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是明面上的，合法合规的破产清算。
另一份是暗地里的，《资产清算协议》，绑着三个人的命运。
苏晚晴盯着手机屏幕上拍下的档案照片，指腹轻轻滑动，放大签名栏的细节。赵明远的签名笔迹流畅有力，和昨晚他在纸上随手写下的电话号码完全对不上。
一个人的签名习惯很难改变。除非——他刻意写了两种不同的字迹。
她把照片放大到最大，仔细对比两个“赵”字的写法。档案上的“赵”字，走字底的最后一捺是平拖出去的，带着一股干脆利落的劲儿。而昨晚那个“赵”字，捺是向下顿的，犹豫而拘谨。
一个人不可能在写自己名字时，养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肌肉记忆。
除非有一个签名是假的。
又或者——有两个“赵明远”。
苏晚晴把手机锁屏，靠在驾驶座上，闭上眼梳理思路。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在她脸上，暖洋洋的，但她的脑子里一片冰凉。
假设赵明远在说谎。
假设他不是被“老四”逼迫的，而是“老四”本人的一部分——甚至就是“老四”本人。那他说的一切，就都变成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他给沈逸的地址，那枚掉在地上的硬币，那条“游戏开始”的短信——如果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的呢？
但他女儿的病情是真的。
关于这一点，赵明远说话时眼神里的黯淡和苦涩，不像是装出来的。那种痛，苏晚晴见过太多次，在太多受害者家属的脸上。
所以，女儿生病是真的，挪用公款是真的。但他后来的选择，也许不是被逼迫，而是主动。
他选择了投靠“老四”，成为“老四”的一部分。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档案里的签名和昨晚的签名不一样——1998年的赵明远，还是那个挪用公款的会计。但现在的赵明远，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于隐藏自己的人。
苏晚晴睁开眼，发动引擎。
她要去见一个人——一个能帮她验证这个猜想的人。
车子驶过几条街，停在铜锣湾一栋老旧的写字楼前。这是一栋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建筑，外墙贴着白色的瓷砖，有些已经发黄脱落。她乘电梯上到七楼，走进一条狭窄的走廊，尽头有一扇玻璃门，门上贴着一行褪色的字:“四海调查社”。
推门进去，里面是一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办公室，堆满了文件和杂物。一张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瘦削，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正对着电脑屏幕皱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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