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三年冬月，洮南的风雪终于歇了几分。
自索伦山大捷、洮北大破陶克陶胡主力之后，这座饱受兵祸的边城总算重归安宁。
街道上的焦木残垣被逐一清理，被焚毁的商铺重新支起了门板。
冻饿多日的百姓领到了粮食与棉衣，孩童们敢在巷口奔跑嬉笑，连城外的官道上，都重新出现了往来的商队车马。
一切迹象都在表明，吉江两省这场由蒙匪与沙俄势力搅动的大乱，终于走到了尽头。
我驻跸在洮南府衙的临时行辕内，案头摊着洮南、白城、索伦山一带的地形图。
旁边堆着吴俊升、张作相、汤玉麟等人递来的战报、粮册、安民告示与降匪名册。
自陶克陶胡率残部遁入草原深处之后，其麾下两千余骑蒙匪已被歼灭一千三百余人，俘虏六百七十余人。
溃散逃亡者不足四百，且多为零散牧民，再无集结作乱之力。
为祸吉江两年之久的陶克陶胡之乱，至此基本平定。
我指尖划过地图上洮南与满洲里之间的界线，眉头微蹙。
陶克陶胡虽败，但其背后的沙俄势力并未收手。
哥萨克骑兵依旧在边境游弋，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军哨所不断增兵。
沙俄驻哈尔滨的领事更是接连向清廷提出抗议，声称我方“袭击俄国侨民、破坏俄蒙友谊”，言辞嚣张，气焰逼人。
徐世昌自奉天发来三封密电，一面嘉奖我战功彪炳、力挽狂澜，一面叮嘱我切不可与沙俄直接开战，需稳扎稳打，先收吉江兵权，再徐徐图之。
我心中自然明白。
此刻的清廷，早已是风雨飘摇，外强中干。
日俄战争刚结束两年，东北大地满目疮痍，朝廷既无钱、也无兵、更无胆与沙俄再起冲突。
我能做的，便是以战止战，以强慑敌。
只要我奉军战力足够强，沙俄便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
“大人，吴管带自洮北回城复命，另有俘虏的蒙匪头目五名，一并带到府衙外等候。”亲兵在门外低声禀报。
“传。”我收起地图，直起身整理了一下身上的总兵官服。
片刻之后，吴俊升大步走入厅堂。
他依旧是那副粗犷豪迈的模样，脸膛冻得紫红，貂皮帽上挂着霜花。
腰间挎着两把匣子枪，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见到我，他当即单膝跪地，声音洪亮如钟：
“末将吴俊升，参见总兵大人！洮北、洮西一带残匪已全部清剿，共擒获陶克陶胡亲信头目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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