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河西走廊，风里终于带上了暖意。
张掖大营北面三十里处，一片新翻的黄土在日光下泛着湿润的光泽。几十个穿号衣的士卒正弯腰挥锄，垄沟整得笔直，每隔五尺便点下一把麦种，覆土踩实。远处另有一队人赶着牛拉犁，吆喝声此起彼伏，惊起几只灰翅的野雀。
田埂上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校尉，面皮黧黑，手背皴裂，蹲下身捏了一撮土放在指尖捻了捻，又凑到鼻尖闻了一闻，咧嘴露出一口黄牙：“墒情不错，这一季麦子下去，秋收能打不少。”
旁边跟着的年轻队正赶紧记在本子上：“头儿，按屯田令算，这一片二百亩，全种上冬麦，秋后归仓，够咱们营吃三个月。”
校尉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望着那一片被士卒们打理得齐齐整整的田垄，眼里既有得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