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和外戚、宦官、朝臣一样，都是皇权的扶手，陡然废掉哪个，最终都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反弹。
而从政治属性上，佛教的危害其实比其他几个小得多，因为朝廷本能地抗拒有着聚众能力的民意代表掌握实权，那样很容易就会掀翻现有的政治格局，也会改变目前利益团体的构成；
而佛教所需要的是更多的信众和信众的资源财富，以及为了吸引信众而需要朝廷颁发的认可，这样危害的就只有朝廷的劳动力和收取的赋税。
这一点固然麻烦，但比起其他三驾马车会夺取的权力而言，已经是影响最轻微的了。
虽然会减少收入，但朝廷公卿们挠挠头，晚上冥思苦想，再找个加税的借口便好了，百姓的需求和朝廷的利益在此刻并不一致，至少在还能维持统治的时候，朝廷的权力可以小小的任性一下。
与这代价相比，扶持宗教所换来的抚慰人心的作用，则是许多国家都切实需要的，它们甚至能平等地抚慰皇帝到奴隶，每个阶层的每个人都能获得精神安慰，从性价比和效果来说，确实是最不该脱轨的帮手。
宇文邕能废掉佛教，是因为他消灭了宇文护，成功掌握国家实权，有足够的威望这么做；
若他还有漫长的时间稳定局势，也能扶持起新的宗教，将灭佛的影响徐徐消除。
然而天不假年，他没保养好身体应对接下来的挑战，把自己磕成核动力早早去世，于是他的儿子宇文赟就只能仓促上阵，不论是否真的有才干，最终宇文赟在史书上的定论都是“昏虐君临，奸回肆毒”，以一个失败者的形象黯然落幕。
有趣的是，在宇文赟登基的二十八个月后，宇文赟就“初复佛像及天尊像”，老爹还没死三年就把灭佛这项大国策给推翻了，高殷能和他相比的，也就只有登基之后停摆一切大工程，还有睡小妈。
不过考虑到宇文赟在位也没到三年，也不能在这方面和高殷比。
而宇文阐在第二年的六月就彻底恢复了佛教和道教，当初在禁教时期仍坚持信仰的旧道士和沙门，在调查后就把他们送回寺庙道观。
此时周国的国政已经完全被杨坚所把持，所以这道命令也是出于杨坚的意志，宇文赟和杨坚都意识到要争取宗教的支持，最终佛门是倒向了杨坚。
有些政治斗争是看不见痕迹的，胜者自会将他们抹去，就像曹操麾下有大批人曾经是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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