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宣武军每年拨付的军资补给，初定都是一百五十万贯。
而陕西、河洛两地除了所辖之域，钱粮完全自留度支外，每年初定还将从川峡四路征调六百万贯钱粮弥补不足。
虽说鲁王赵观还没有正式答应拥立景王赵湍登基，但其部主力兵马在葛伯奕、韩时良、葛钰等将的率领下，也从青州、齐州往徐州、寿春（寿州）一带转移；随之是不计其数的民众携儿带女抢渡淮河往南逃亡。
与后世受黄河夺淮入侵的淮南不同，此时的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也是堪比荆湖、江东的富庶之地。
倘若鲁王一系能在徐州、寿春站稳脚，以淮南之钱粮养十万兵马也是没有问题的。
相比较前朝，大越立朝一百多年以来，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得到极大的发展。
长江两岸的农耕已经成体系的发展成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制，亩产量是北方的三倍甚至更高；南方丝织、棉织业发达，造船业及沿海制盐业独树一帜，制陶瓷器与铜铁金银在内的金属冶炼全面超越北方；以杭州、泉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也如火如荼；川峡四路的井盐、蜀锦名闻天下，成都府早已发展成仅次于汴梁的超大型城池。
单纯从钱粮、丁户来说，大越在河淮形势糜烂之后，犹有足够的军事潜力挖掘出来去抗衡赤扈人。
赤扈人消化河东、河北等地需要时间，后续还需要优先解决侧翼陕西兵马的威胁，不得不在汴梁立伪帝李汲暂摄汴梁降臣降卒，控制糜烂不堪的河淮地区。
这也给大越沿淮河一线组织防御、操练新军赢得喘息之际。
然而大越最终能否在淮河一线，与赤扈人形成制衡，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徐怀回到周桥，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刘献派来的使者也刚刚赶到。
刘献在淮川也已得知赤扈人派兵马押送天宣帝北上的消息，他要与从寿春返回的武威公赵翼，前来周桥与徐怀商议劝进之事。
顾蕃率京西南路将吏于襄阳城北码头跪迎景王，已经算是为景王在襄阳登基铺平最后一块木板。
包括徐怀在内，诸行营主将、诸路监司近两个月来都纷纷上表，劝景王登基继统，及早以大越新君的名义统领抵御胡虏、收复中原大业，却不为景王所纳。
此时天宣帝及嫔妃、帝姬、宗室子弟、王公大臣等三千余众被赤扈人押送，离开汴梁渡河北上，很显然是徐怀他们再次上表劝进的时机。
而为社稷计，景王也不应该再拒绝众臣劝立。
刘献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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