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2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
阴雨连绵了三天，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在城市上空，让人喘不过气。稽查处的灰色水泥建筑像一头蛰伏的怪兽，盘踞在警备司令部旁，墙面斑驳爬满青苔，楼顶的青天白日旗湿漉漉地垂着，旗杆锈迹斑斑，仿佛随时会断裂。
墙壁上刷着的“肃清匪谍”“保卫大上海”的标语，红漆剥落，字迹模糊，在阴雨中透着几分滑稽与悲凉。
稽查处的走廊里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劣质烟草味和淡淡的血腥味——那是前几日审讯“嫌疑犯”时留下的。
走廊两旁的办公室里，时不时传来电话铃声、士兵的争吵声，还有周世昌的怒骂声，一派混乱而焦躁的景象。
这里每个士兵的脸上都写着不安，他们都收到了消息，共军已经突破江防，镇江、江阴相继失守，前锋部队距离上海只有百余里，上海危在旦夕，没人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
稽查处长办公室里，气氛比外面更加压抑。周世昌坐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一身藏青色的国民党军官制服，肩章上的金星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冷光，他四十多岁，面容阴鸷，三角眼微微眯着，颧骨凸起，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狠戾。
办公桌上一片狼藉，散落着文件、烟蒂和空酒瓶，一份《淞沪警备区查抄富商名录》摊在桌上，沈家的名字被红笔圈出，后面标注着“产业查封，人员软禁，待签转让书”。
他的副手王怀安站在办公桌前，低着头，脸色惨白，手里捏着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正式指令，声音发颤：“处、处长，警备司令部刚发来的紧急指令，司令汤恩伯亲自签发的。”
周世昌抬眼，三角眼扫过王怀安，语气阴沉：“慌什么？天塌下来有老子顶着，念！”他此刻心烦意乱，共军逼近的消息让他坐立难安，只想尽快把沈家的产业转让书拿到手，然后带着金银财宝逃往小岛，哪里有心思管什么指令。
“是！”王怀安连忙展开指令，大声念道，“查，共军逼近上海，淞沪防线吃紧，为稳定上海局势，严防富商阶层被逼反引发动乱，确保军政高层撤离通道畅通，着令各机关即刻释放近期因‘通共’‘资匪’等罪名查封软禁的富商及其家属，解封全部产业，恢复其人身自由与财产权。
务必于今日下午六点前完成全部释放工作，不得有误！淞沪警备司令部，汤恩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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