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20日，午时五点二十分。
沙面岛，英国领事馆地下掩体。
空气浑浊得令人窒息。不到五十平方米的空间，挤着八十多个人。领事馆官员、英国侨民的妇女儿童、几个轻伤兵，挤作一团。
汗水、灰尘、血腥味，混着浓得化不开的恐惧，酿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
墙壁在震。
从昨夜开始，这震动就没停过。起初只是远处闷雷似的嗡鸣，后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频繁，每一次震动，都让天花板簌簌落下细灰，洒在人们的头上、肩上。
约翰·卡尔斯顿爵士坐在角落唯一的椅子上，手里攥着怀表。银质表壳被汗水浸得滑腻，昏黄的煤油灯光落在表盘上，指针一格、一格，钝重地跳动。
五时二十分。
距离最后通牒时限，只剩二十五分钟。
“爵士……”
副领事威廉姆斯蹲在他身边，声音哑得像破风箱。他的脸白得纸一样，眼神里满是惶急：“我们……真的要等死吗？陈树坤疯了，他真的会开炮的，昨晚的轰炸您看到了，那只是警告……”
“闭嘴。”
卡尔斯顿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他合上怀表，“咔哒”一声脆响，在狭小的地下室里格外刺耳。
“陈树坤不敢。”
他说，声音在潮湿的空气里回荡。不知是说给威廉姆斯听，说给身边的同胞听，还是说给自己听。
“炮击租界？这是对两个世界性大国的宣战。大英帝国远东舰队会炮轰广州，法兰西印度支那军团会从越南打进来……”卡尔斯顿站起身，掸了掸制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努力稳住声线，“校长会第一个摁住他。那个广东军阀，承受不起这个后果。”
他在说谎。
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在说谎。
从昨夜那架德国轰炸机把五百磅炸弹扔在离领事馆五十码的法国水兵营房开始，从爆炸气浪震碎所有玻璃窗开始，从燃烧的木头和焦尸味飘进地下室开始——他就知道，陈树坤敢。
那个穿灰布军装、沉默寡言的中国人，真的敢。
可他是大英帝国驻广州领事，是女王陛下的代表，是大不列颠在这片土地上的权威象征。他不能崩溃，不能示弱，不能承认——那个他服务三十年、为之骄傲的帝国，此刻在这座小岛上，在一支中国军阀的军队面前，脆弱得像纸糊的城堡。
“可是……”
一个抱着两个孩子的英国妇人颤抖着开口。她怀里七八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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