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18日，当陈树坤在天台上眺望珠江、思考海军与暗处之敌时，他并不知道，一场将彻底改写南洋地缘政治的惨案，正在珠江对岸那座小岛上酝酿。（这里声明一下，文中发生的惨案都是参照历史中发生的惨案写出来的）
同一天，清晨七点半。
沙面岛——珠江白鹅潭畔的沙洲，自1859年起便是英法租界。六座桥梁连接广州城，却又将两个世界生硬隔绝。岛上绿树浓荫蔽日，西式洋楼鳞次栉比，教堂的晨钟与俱乐部的舞曲，终年在微风里缠绕。
一水之隔的西关，却是密密麻麻的骑楼街巷，叫卖声、车轱辘声，揉着人间烟火，在晨光里漫开。
晨光斜斜洒在沙面西桥的青石板上，映出细碎的光斑。梁伯推着他的粥车，吱呀呀的木轮声，碾破了清晨的宁静。
这辆粥车跟了他二十年，车帮磨得发亮，两只大木桶里，白粥微微沸着，飘出淡淡的米香，咸菜的咸鲜混在其中，是码头苦力、黄包车夫们最廉价的暖腹早餐。
六十二岁的梁伯，头发花白如霜，腰背微驼，却依旧能稳稳推着车，走向他的“老位置”——西桥外五十尺的大榕树下。二十年，风雨无阻。
可今天，粥车刚停稳，那抹刺眼的猩红就撞入眼帘。
是锡克巡捕。近两米的身高，深褐色皮肤，浓密的络腮胡缠在颌下，猩红的头巾裹着脑袋，一身英式警服熨得笔挺，腰间的警棍油光锃亮，在晨光里泛着冷光。他是英国人的忠仆，印度旁遮普人，祖上世代为英军服役。
“臭猪！”锡克巡捕的广东话裹着生硬的腔调，警棍“啪”地狠狠砸在粥车木桶上，“说过不准靠近桥五十尺！耳朵聋了？”
梁伯忙佝偻着腰赔笑，从怀里摸出两枚磨得光滑的铜板，双手递上去：“阿Sir，行行好，今天风大，我就挪近一点点……”
话音未落，警棍横扫而来。
不是砸桶，是砸人。
“砰”的闷响，结结实实砸在梁伯大腿外侧。老人“哎哟”一声踉跄，粥车瞬间失去平衡，朝一侧倾倒。
大半桶滚烫的白粥，哗啦一声，尽数泼在梁伯的左腿上。
粗布裤子瞬间湿透，滚烫的热力穿透布料，灼得皮肉滋滋作响。梁伯惨叫着摔倒在地，抱着左腿在青石板上翻滚，腿上肉眼可见地鼓起一片片水泡，透亮油红，在晨光里刺得人眼疼。
锡克巡捕啐了一口唾沫，唾沫落在梁伯手边的水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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