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生了锈的齿轮，在“一·二八”之后的上海滩，咯吱咯吱，艰难又滞重地往前挪。
仁安里三楼陈家朝北的小间里，那股子囤积物资带来的、混合着米面、咸肉、腌菜和廉价药品的复杂气味，越来越浓，浓得几乎有了实体，沉甸甸地压在人的胸口。
东西是备得足，墙角米袋摞得齐整，粗盐罐子封得严实，腊肉干菜用旧报纸包好吊在通风处，连小弟的尿布都比往常多备了一沓。可恰恰是这份“充足”，反衬出另一种日益尖锐的空虚——铜钿只出不进，像沙漏里的沙子，看得见地往下掉。
陈大栓心里那本账，算得比桌上那本粗纸账簿还要清楚。二月一日的房租，是年前就咬牙预备下的，接着是弄堂的清洁费、巡捕房的“治安捐”（名目新鲜）、还有煤气、自来水（虽用得极省）的月钱……七七八八加起来，又是好几块。家里大头还有一百二十块银元，那是全家人的胆，另有些零散的角子、铜元，装在豁口陶罐里，放在明面上应付日常开销。可陶罐最近轻了不少，倒出来的响声都透着心虚。
他不再天天一早拉起车就往外冲了。头几日是遵着沈伯安和女儿的叮嘱，也实在被那夜的枪炮吓住了魂。后来，是看着妻女日日在家，听着外头时紧时松的炮声，心里那点养家的焦虑，像野草，在“安全”的薄土下疯长，挠得他日夜不宁。坐吃山空。这四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这个一家之主的心尖上。
于是，他便常常搬个小凳，坐在朝北小间的门口，也不说话，就那么望着墙角那堆得满满的米袋盐罐，眼神空洞，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划拉着，仿佛在默算还能撑多少天。
饭桌上，他扒饭的速度越来越慢，咀嚼得格外用力，好像要把每一粒米、每一分钱的味道都嚼出来。夜里，李秀珍常听到他翻身叹气，沉沉的，像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
陈醒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她的投稿计划早就暂停了。如今报纸上登的，不是战事消息，就是些歌功颂德或指桑骂槐的时评，敏感得很。她写的那篇关于互助会的《孤岛浮生》第一篇，反反复复润色了好几遍，字句打磨得越发朴素干净，心里却没了底。无人可请教。沈先生杳无音信。她有时对着稿纸发呆，恍惚能看见沈先生推着眼镜，用那温和又犀利的语调说：“此处可再敛三分，情感宜藏于叙事之后。”
光润色不行。家里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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