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六日的早晨，空气里还残留着昨夜那顿“丰盛”晚餐带来的、稀薄的暖意。天光蒙蒙亮，弄堂里熟悉的声响便如潮水般漫开——咳嗽声、泼水声、煤球炉生火的呛咳、马桶车轱辘碾过石板的轱辘声。
陈铁生起得早，胡乱喝了碗母亲特意给他留的稠粥，又往怀里揣了两个杂面馒头，便要赶回霞飞路的理发店。临出门前，叮嘱大丫和母亲几句，这才匆匆走了。背影很快消失在晨雾弥漫的弄堂口。
家里又恢复了平日的节奏。父亲陈大栓早已出车。母亲李秀珍抱着小弟，在屋里轻轻走动。大丫收拾碗筷，准备去成衣铺。陈醒则仔细检查了她的木托板，香烟存货不多了，今天得早点去宁波阿婆那里补点货，顺便……她心里还揣着另一件要紧事。
“娘，姐，我出门了。”她背上木托板。
“早点回来，自己当心。”李秀珍嘱咐道。
“晓得了。”
陈醒先去了宁波阿婆的烟纸店，用昨天剩下的钱，补足了“老刀牌”和“哈德门”，又咬牙进了两包“美丽牌”——这个牌子在租界边缘那些讲究些的店员、小职员里，似乎有些市场。然后，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直奔老城隍庙，而是挎着木托板，朝着法租界的方向走去。
找房子。这是眼下比卖烟更紧迫、也更艰难的任务。
父亲定下了“阴历年边搬过去”的死线，满打满算也就两个多月。时间不等人，银钱更不等人。但房子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尤其是在他们要求的“法租界边缘”、“能住下一家五口”、“价钱还要便宜”这几个条件框定下，简直像是要在米粒里挑出珍珠，还得是掉价的珍珠。
陈醒对租界的了解，大多来自道听途说、报纸零碎，以及上次送衣给哥哥时的匆匆一瞥。她知道法租界大致范围，知道那里有宽阔的马路、漂亮的洋房、森严的巡捕房，也有蜷缩在繁华背面、像自家南市弄堂一样拥挤嘈杂的里弄和“下只角”。他们的目标，自然是后者。
她先从靠近南市、相对便宜的霞飞路以西、靠近肇嘉浜一带开始打听。这里离华界近，市面混杂，房租理论上会低一些。
她不敢去那些挂着“经租账房”或“地产介绍”牌子的正规地方——那种地方门槛高，一看她这副打扮和年龄，怕是连门都不让进。她只能采用最笨的办法：边走边看，留意那些贴在电线杆上、弄堂口墙壁上的招租红纸条；或者，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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