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最后几天，风里的味道变了。
不再是夏日尾巴那种闷热里裹着的、甜腻腻的瓜果腐烂气，也不是前些日子游行时空气里弥漫的、无根由的躁动与尘土味。而是一种更清晰、更凛冽的——属于真正秋天的、干爽里带着寒意的风。它从北边来，穿过空旷的街道，钻进弄堂的每一个缝隙，卷走角落里最后一点溽热，也把某些实实在在的变化，不容分说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
头一个显出来的，是煤。
陈醒去宁波阿婆店里补货时，就觉出不对。往常堆在店门外墙根、用破席子盖着的那一小堆煤饼，不见了。阿婆正跟一个来买烟的熟客低声抱怨，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寻不着？哪能寻不着！煤栈那边讲，北边路不通，山西过来的煤车卡在半路了，啥辰光能到？天晓得！眼门前这点存货，价钿一天一跳！昨日子还是八角一担，今朝就要一块出头！抢铜钿啊！”
那客人是个拉车的苦力，唉声叹气：“阿拉屋里厢就靠一只煤球炉烧饭烧水，煤价这样涨，真是要命了！米价也涨，小菜场里两根肋条骨的价钿，上个月能买半斤，现在……”
陈醒心里咯噔一下。她赶紧买了烟，转身就往附近的米店和杂货铺转。果然，米店的伙计把“今日牌价”的小黑板挂了出来，上面用粉笔写的数字，比月初时肉眼可见地往上蹿了一截。杂货铺里，盐、糖、肥皂这些日常物事，价格也隐隐浮动。老板一边给人称盐，一边摇头：“没办法呀，火车皮紧张，水路也不太平，运费涨得吓煞人，阿拉也是硬着头皮跟涨……”
市场的神经，被千里之外东北的炮火和国内动荡的交通线，狠狠抽紧了。通货膨胀的幽灵，在1931年这个多事之秋，悄然显形。对于陈醒这样对经济波动格外敏感的灵魂来说，这种变化带来的寒意，比秋风更刺骨。
她快步走回弄堂，脑子里飞快盘算。家里的“战备囤积”里，米粮还有一些，盐也够，但煤……当初囤的主要是耐储食物，燃料方面考虑不多。父亲拉车每天一身汗，回来要热水擦洗；母亲身体刚好，弟弟幼小，都需要取暖；早晚烧饭更离不开炉火。煤价这样涨下去，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钱。她对金钱的渴求，从未如此具体而迫切。之前想攒钱，是为了还债，为了租界梦，是一种对更好未来的规划。现在，这渴望里掺进了更多生存的紧迫感——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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