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是半夜里悄没声落下来的。
先是瓦檐上几声稀疏的嗒嗒，像试探的指节，接着便绵密起来，淅淅沥沥，渐渐连成一片沙沙的潮响。雨水顺着南市老旧屋瓦的凹槽淌下来，在青石板路上汇成一道道蜿蜒细流，裹着白日里的尘土和菜叶，悄无声息地钻入阴沟。
这雨下得正是时候。连日秋燥，弄堂里飘着的煤烟味、夜香气、还有各家灶披间溢出的复杂气味，都被这凉沁沁的雨气压下去几分。空气清冽了些，却也添了股子深入骨髓的、属于江南深秋的湿寒。
陈醒蜷在薄被里，听着窗外的雨声。小弟在她身边的小摇篮里睡得正酣，发出细微均匀的呼吸。大姐在另一头，背对着她，肩胛骨的轮廓在昏暗里清晰可见。
她睡不着。
脑子里像有个无形的算盘，噼里啪啦，一刻不停。不是算今天卖烟得了几个铜板，也不是算刚收到的那笔《市声（三）》的五元稿费该怎样分配——那笔钱，晚饭后已经和母亲、大姐大致商量过：两元存入那只越来越沉的小陶罐，一元给父亲添件厚实些的棉背心，剩下的两元，母亲坚持要留作“应急”，其实是想攒着过年时给全家扯点新布。
她算的，是另一本更大的“账”。
租界。
这两个字，像两颗烧红的炭，烙在她心尖上，日夜灼烫。沈先生隐晦的提醒，大哥带回的零星消息，报纸上日渐紧缩的标题，还有街头巷尾那些压低了嗓音、眼神闪烁的议论……都在指向同一个越来越清晰的预兆：上海，这艘看似繁华的巨轮，恐怕很快就要撞上时代的冰山。而最先碎裂、最先沉没的，必定是他们脚下这片毫无遮蔽的南市华界。
搬进租界，不再是遥远模糊的奢望，而成了迫在眉睫的生存必需。必须在更大的风暴来临前，把家挪到那块相对安全的“飞地”去。
但租界的门槛，高得像隔着一道天堑。
她在黑暗中睁着眼，手指无意识地在粗糙的被面上划拉着。脑海里浮现出前几天特意绕路去法租界边缘“勘察”的情景：整齐的梧桐，干净的街道，巡捕挺括的制服和冷漠的眼神，橱窗里琳琅满目的洋货，以及那些进出公寓、神色从容的男男女女。那里的空气，仿佛都和南市不同，带着一种疏离的、昂贵的秩序感。
她也壮着胆子，向宁波阿婆那位在租界做帮佣的远房侄女打听过。阿婆转述的话，此刻清晰回响：
“难！门槛高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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