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秋，两伊战争结束两年后。
从巴士拉到阿巴丹，沿阿拉伯河五十公里，曾经是世界最繁忙的航道之一。
如今两岸绵延着被烧成骨架的储油罐，搁浅的炮艇，尚未引爆的水雷标记，红色浮标像葬礼的花圈，一路漂向波斯湾。
霍拉姆沙赫尔，伊朗西南边境小城。
这里曾是两伊贸易枢纽，战争中被称作“血城”，易手三次，巷战持续七个月。
战后第二年的九月，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伊朗男人站在自家院子里的废墟上，试图从瓦砾中挖出那棵被炸断的石榴树根。
他叫礼萨·卡里米，战前是阿巴丹炼油厂的仪表维修工，战争爆发后被征召入革命卫队，在巴士拉城外被伊拉克迫击炮弹片削去左手四根手指。
他没有抚恤金。
他的妻子在87年逃难时踩中地雷，右腿截肢。
他的大儿子88年在法奥半岛失踪，没有尸体，没有阵亡通知，只有一张揉皱的照片，穿着太大的军装。
卡里米把树根挖出来。
根还活着，发了几根白芽。
“能活吗？”身后有人用波斯语问。
他回头。
一个穿灰夹克的亚洲男人站在院门口，身边跟着本地翻译。
不是政府的人，政府不会穿这种夹克，也不会等他说“请进”才迈脚。
“不知道。”卡里米放下树根，“但种下去的成本不高。”
亚洲男人蹲下来，看着那截树根，用不太流利的波斯语说：“修一条铁路，让你种的石榴卖到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成本也不高。”
卡里米没有回答。
灰夹克男人站起身，环顾四野，断裂的水管，破损的墙壁，远处寺新换的穹顶还没上釉。
“但铁路需要人修。”他说，“需要懂仪表的人调试信号系统。”
“阿巴丹炼油厂正在重建，需要老师傅带徒弟。”
他递过一张名片。
卡里米低头看，上面只有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没有头衔，没有国籍。
“我叫林远山。”
那晚，礼萨·卡里米对着名片坐了很久。
妻子睡在里屋，新装的假肢靠在床边，皮套还有压痕。
第二天清晨，他拨通了那个号码。
90年11月，德黑兰。
九黎斡旋特使周海平已经在这个城市待了二十三天。
这是他的第四趟伊朗之行，也是第一次同时见到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的代表和伊拉克复兴党对外联络部官员，在同一间会议室。
会议室的布置经过精心设计：没有圆桌，是一张长条桌，伊朗居左，伊拉克居右，九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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