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夏，津塘码头的晨雾还未散尽。
龙二站在三号泊位的栈桥上，看着工人们将最后一批木箱吊上“顺昌号”货轮。
箱子里装的是他从美国资本那里接手的一笔生意——纺织机械、两千桶煤油、还有足够装备两个团的军需物资。
这些东西，从今天起，都不再是他的了。
“二爷，秦先生到了。”阿豹在身后低声道。
龙二转身，秦绍文穿着一身笔挺的灰色中山装，正从黑色轿车里下来。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一个夹着公文包，一个提着皮尺——这是来丈量产业的。
“龙先生，辛苦了。”秦绍文走到近前，脸上是得体的笑容，“建丰同志让我转达谢意。您这份格局，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龙二笑了笑，没接这话茬，只是抬手示意：“三号、四号泊位，联兴货栈，还有城东那两座仓库，都清点好了。这是账册。”
阿豹递过一个牛皮纸袋。
秦绍文接过，随手翻了翻，递给身后的年轻人。年轻人打开皮尺，开始丈量栈桥的长度。另一个则钻进仓库，核对货物清单。
码头上静悄悄的，只有海鸥在头顶盘旋。
“龙先生，”秦绍文忽然压低声音，“建丰同志说了，您在津塘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些产业交给党国，党国不会亏待您。港岛那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
龙二看着他，目光平静：“秦先生，龙某有个不情之请。”
“请讲。”
“我那码头的兄弟，还有几个跟了我多年的老人，想留在津塘继续做事。”龙二缓缓道，“他们不懂什么大道理，只会做买卖。新来的掌柜，能不能留他们一口饭吃？”
秦绍文沉吟片刻，点头：“这个我做主，留。”
“多谢。”
两人又站了一会儿，秦绍文忽然问：“龙先生，您就这么走了，舍得吗？”
龙二没有立刻回答。
他望着码头上那些熟悉的景象——吊车、货箱、苦力们黝黑的脊背、还有那间他蹲了无数个日夜的调度室。
“秦先生，”他轻声道，“我在津塘快十年了。我见过戴老板来去匆匆，见过日军投降时那些军官的眼泪，见过美军吉普在街上横冲直撞，也见过九十四军的军棍打在李涯背上。”
他顿了顿，转头看着秦绍文：“这些东西，都带不走。能带走的，只有命。”
秦绍文沉默片刻，点点头：“龙先生是个明白人。”
这时，丈量的年轻人回来了，在秦绍文耳边低语几句。
秦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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