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所有人都沉默着，目光或落在自己面前的文件副本上，或望着窗外出神，或偷偷瞥向办公桌后那个手握最终决定权的人。
空气有些凝滞，只有墙上那座老式挂钟，发出规律而清晰的“嘀嗒”声，敲打着寂静。
终于，陈望摘下了老花镜，揉了揉发酸的鼻梁，抬起头，目光平静地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办法文本，各位都看过了，第三次修订，主要是细化了成本审核的流程，明确了进度延误的责任界定，补充了特殊情况下紧急处置的授权条款，启蒙会那边，徐渭仁会长原则上同意了这些修改。”
“如果大家没有新的、原则性的反对意见，这份协议，我今天就签了。”
“签了，下个月一号，就正式生效，未来三年，所有投资预算超过五百万两白银的国内重大工程，铁路、港口、电站、大型厂矿、跨流域水利，都按这个办法来。”
“我们民会，负责成本核算、质量监督、进度控制，启蒙会，负责资源调配、人员任命、外围协调。”
他说的很平淡，仿佛在陈述一件最寻常不过的工作流程。
但在座的每个人，心里都像明镜一样。
这《联合监理办法》，名义上是分工合作，提高效率，杜绝浪费，听起来冠冕堂皇。
可往深里一想，民会管的是花了多少钱、东西造得合不合格、有没有按时干完。
这是具体的、琐碎的、容易得罪人的“执行”和“监督”的活儿。
而启蒙会，掌握着调拨多少资源、派谁去管、协调各方关系。
这是掌握命脉的“决策”和“分配”的权力。
民会，成了那个拿着尺子、盯着账本、在后面吆喝“不能超支、不能偷工减料、不能拖延”的“账房先生”兼“监工头”。
而启蒙会，则是那个决定“给多少米、派什么人、先修哪段路”的“大掌柜”和“总调度”。
听起来是分工，实际上，民会不知不觉间，就被绑上了启蒙会那庞大工程体系的战车，成了它的“执行臂膀”和“质量保证标签”。
好处是，民会得以将自己的“科学管理”、“成本控制”、“技术标准”理念，大规模植入这些决定国计民生的核心项目，扩大影响力，积累实务经验，也能在工程实施中安排自己倾向的技术人员和合作厂商。
但代价是，民会必须为这些项目的最终成败承担直接的监督责任，而项目的核心主导权和最大红利，依然牢牢握在启蒙会手中。
更深层、也从未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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