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冬，山海关。
子夜刚过，关城内外一片死寂。白日里的喊杀声、兵刃相撞声、还有那震耳欲聋的火炮轰鸣，此刻都化作了寒风在箭楼间呼啸的呜咽。城头悬挂的义军旗被风扯得笔直，旗面残破，隐约能看见一个墨写的“沈”字，在惨淡的月光下如同鬼影。
沈砚之登上镇东楼。
他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蓝色棉袍，外头罩了件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旧皮甲，腰间挎着父亲留下的雁翎刀。刀鞘已经磨损得露出木胎，但刀柄上的缠绳还结实，握在手里，还能感觉到父亲掌心的温度。
三天了。距离他们攻下山海关，已经过去整整三天。
这三天里，他几乎没有合眼。清剿城内残余的清兵，安抚惶惶不安的百姓，整饬那三千多临时拼凑起来的乡勇，还要提防关外随时可能扑来的朝廷大军。每一件事都像一块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
但他不能倒下。父亲倒下了，大哥倒下了，沈家满门二十七口，如今只剩下他一个。这面旗，这副担子，他必须扛起来。
“砚之。”
身后传来脚步声，是程振邦。这位新军出身的年轻军官比他大五岁，脸上有一道新添的刀疤，从左眉梢划到颧骨，皮肉外翻，虽然已经用粗线缝上，但看起来依然狰狞。那是攻城时，一个清军佐领临死反扑留下的。
“程大哥还没歇着？”沈砚之转过身。
“睡不着。”程振邦走到他身边，两人并肩望向关外。月光下，连绵的燕山像一头蛰伏的巨兽，山脚下，隐约能看见星星点点的火光——那是清军的营寨，像一群窥伺的狼。
“探马回报，绥中、兴城、锦州三地的驻防八旗正在集结，最迟后天就能到关下。”程振邦的声音很沉，“兵力大概在八千人左右，其中有五百马队，还带了四门克虏伯炮。”
沈砚之的手指在冰冷的垛口上轻轻敲击。八千对三千，还有火炮。这仗不好打。
“关内的粮草还能支撑多久？”
“省着点用，够半个月。”程振邦顿了顿，“但火药不多了，攻城时用得狠，剩下的只够打两场硬仗。箭矢倒是充足，可对付火炮...”
后面的话他没说，但意思明白。血肉之躯，挡不住炮弹。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风更紧了，卷起城头的积雪，打在脸上像针扎。沈砚之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登关的情景。那时他才十岁，父亲指着关外苍茫的大地说：“砚之，你看，这山海关，南边是中原，北边是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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