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而改变了策略。
在过去的一年里。
新上任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开始在整个华北地区推行一种更加阴险、也更加致命的“囚笼政策”。
他们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深入根据地的军事冒险。
而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
疯狂地在根据地的外围，修建密不透风的封锁线。
他们挖掘了数千公里长的深达四米、宽达八米的封锁沟。
修建了数以万计的炮楼和据点。
企图用这种水磨工夫，将整个华北的抗日根据地，一块块地分割包围，最后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活活地困死。
这种看似笨拙，实则恶毒的战术给根据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根据地的面积在不断地被压缩。
与外界的联系，也几乎被彻底切断。
粮食、药品、布匹、盐……
所有生存所必需的物资，都变得越来越紧张。
陈墨知道、组织高层也知道，再这样下去，不行。
再这样被动地被围困下去。
他们迟早会被耗死。
必须，反击。
必须用一次规模空前的主动出击。
去砸碎这个该死的囚笼！
去重新夺回生存的空间！
陈墨将自己的想法和一份长达数万字的关于“对日军华北交通线，进行一次全面破袭战”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交给了师部。
而师长和政委，在看完报告后也立刻，将其上报给了延安的八路军总部。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