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八日，又到了余则成视察码头的日子。
他身穿深灰色中山装，外罩呢子大衣，皮鞋擦得锃亮。手提黑色公文包，他没有走向保密局设在码头的办公室，而是沿着货仓区缓步前行。
摄氏十五度左右的天气，湿漉漉的海风扑面而来，带着咸腥与凉意。基隆码头上人来人往，扛麻袋的工人弓着腰，一步一喘地向船上挪；管事的高声吆喝，手中货单被风吹得哗啦作响；宪兵身着黄呢军装，背着步枪在码头边缘巡逻，目光警惕地扫视着每个角落。
余则成从管事的手中接过货单，径直朝七号货仓走去。老赵正在那里卸货。
走近时，老赵刚直起身，抓起搭在肩头的毛巾擦汗。看见余则成，他明显一怔，随即放下麻袋，微微弯下腰。
“余……余长官。”老赵的嗓音带着码头工人特有的粗哑。
“海棠过来的事，上边通知你了吧？”余则成翻开货单，目光却落在老赵脸上。
“二十天前就带话过来了。”老赵凑近半步，声音压得极低，“组织有什么指示？”
余则成用手指点了点货单：“上头让你专门负责深海和海棠这条线。从今往后，由你全权接手。”
老赵脸上的表情收了收，显得更加恭敬，像是普通工人见到长官的模样。可他眼中倏地掠过一丝光，那是老交通员才有的眼神。
“明白了，长官。”老赵应道。
“两条交通线。”余则成目光仍停在货单上，嘴唇几乎不动，话音轻如风吹，“第一条，海棠以查货名义来码头，把情报放进死信箱。你每天去取一次，非紧急情况不见面。”
“地点？”
“码头西头，第六个货仓门往南二十米，墙角有块松动的砖，底下是空的。”余则成说，“每天凌晨四点去取，那时人最少。”
老赵点点头，记在心里。他不用纸笔，全凭脑子，这是老交通员的习惯。
“第二条呢？”
“秋实贸易公司不定期雇船送货过来，押运的人可靠。”余则成继续道，“海棠把情报交给他们，带回香港。”
“要是两条线都用不了？”老赵想得很细。
余则成翻过一页货单，眼睛仍盯着纸面：“情报嵌在香港总公司发往台湾的货单里。真到了十万火急的时候，海棠可以找理由回香港，亲自带过去。”
“三层保险，够稳妥的，长官。”
“估计陈子安同志已经向组织报告，说海棠安全到达了。”余则成合上货单，“组织那边，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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